一名男子一天晚上在街上注意到了她,他刚光顾过40路上一家有名的饭菜便宜量又足的饭馆。她漂亮,比街头别的女人年轻而且英语说得熟练,所以他掏钱买了一次服务。她说她的名字叫西西。
他叫保罗·海耶斯(Paul Hayes)。单身,四十出头,住在皇后区,他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但她还是让他着了魔。他们慢慢成了情侣,后来又回做朋友,并隐约打算着哪天重温鸳鸯梦。可是她和丈夫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事情有点难办。
她很有幽默感,有事常常征求他的意见——虽然他建议加强那幢楼的安全措施时她没理会。她也向他吐露过自己工作当中的危险和变化无常。
“她真的厌恶干这个,”海耶斯说。
即便如此,宋扬还是成了40路这个圈子不大的世界里一个凶猛的竞争者。靠咖啡和红牛支撑,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苦干,就像是面临某种自设的时间期限。有人说她是想攒钱开自己的越南餐馆,或是给年迈的父母在纽约买个房子,或者想赚够了就不干了。
她的争强好胜和无穷干劲惹恼了一些其他的女人,发生过争吵、推搡和偶尔的撕扯头发。一名同行回忆说,要是有男人挑了别的按摩女,宋扬会嘲笑他喜欢老女人。
但另一个女人记忆里的宋扬更温柔、也更慷慨。她说,她刚到40路的时候,宋扬非要送她几条御寒的裤子。
宋扬的地盘是40路135-32号楼四层的一套公寓,就在另一家按摩店楼上。房间正对着锅炉房和一扇临时门,那门是为了防止流浪者在楼顶上过夜的,也是为了保护年老的清洁工在楼顶种的辣椒的。
与40路上的大多事物一样,她的租房安排错综复杂。
这幢公寓楼是蔡仁泰在1992年建的,85岁的蔡仁泰是法拉盛著名的、甚至备受尊敬的银行家,物业持有人是他儿子尤金·森本·蔡(Eugene Morimoto Tsai)管理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上个月的一次简短交谈中,42岁的小蔡说,他不知道去年有个女子从他的公寓楼上掉下来过,也不知道他的公寓楼成为非法按摩业的窝点已有很长时间了。
他们都说,市政记录也显示,那幢楼负责收房租的管理人是另一位当地显要:62岁的杜彼得(Peter Tu),他多年担任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总干事,是皇后区第七社区委员会委员,也是选区的一名民主党领袖。
在不远处的办公室门外,杜彼得先是否认他跟40路上的那幢楼有关系,但随后又说他只是曾经帮蔡家向主要的底层租户“新十里香海鲜城”收取18500美元的月租。他说他已不负责此事,也从没有“从街上”收过钱,他也不清楚那家餐厅跟楼上的租客和转租客之间有什么安排。
“我一直都是中间人,”杜彼得说。
自称是底层餐厅老板的男人在被问起楼上租客时嚷了起来。“我怎么会知道租客的名字?”他用普通话问道。“你要我上去问每一个人他们是谁?”
餐厅楼上,在这幢由法拉盛头面人物拥有和管理的公寓楼里,宋扬为她的房间支付一笔固定的房费——同行说高达400美元一晚。钱交给了一个四方头型、神出鬼没的“老板”,她们叫他“老李”,这种称呼表明他与给他干活的这些女人很熟。但是,
他转租这些房间的具体安排,就像他的行踪一样难以确定。
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夜,老李罕见地出现在40路,他是来调停女人们因为抢客爆发的一场纠纷的。当一名记者走过去叫了他的名字后,老李抬头看了看,拔腿就跑。他在40路的路中间朝东飞奔,躲避着过往的车辆,然后消失在法拉盛的夜幕中。
虽然宋扬和其他女人常常吵架,她们偶尔也在楼下餐厅或附近的一家卡拉OK与老李聚会。她们看他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或和他一起唱他东北老家流行的一首歌。在中国阴历新年,他会给她们发装了小额钞票的红包。
在手机拍摄的这些聚会的视频和照片里,她们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某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痛快地玩上一夜。她们看上去一点也不为她们从事的职业中的诸多危险,包括被抢、肉体伤害,尤其是被抓所烦恼。
被抓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会危及当事人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抓也加重了羞辱感,通常意味着要在皇后区人口走私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出庭,这个法庭每周五在位于秋园的皇后区刑事法院的地下室开庭。在法拉盛的秋园,普通话似乎同英语一样普遍。
人口贩卖干预法庭是差不多15年前成立的,法庭想达到的目的是,把性交易当中的女子当作贩卖与剥削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不是被指控的罪犯。这些女子被告知,只要完成若干个性化的咨询辅导班——比如以就业培训或职业教育为主的——就可以撤销对她们指控,并封存记录。这些辅导班由纽约励馨妇幼关怀中心(Garden of Hope)、纽约市恢复中心(Restore NYC)、纽约亚裔妇女中心(Womankind)等服务机构提供。一家名为“家庭庇护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组织也可提供移民服务。
宋扬不止一次走过这个过程。上法庭不仅让她记录中的这些逮捕被抹去,还给了她喘息的时间,迫使她面对她职业生活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