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

在自己的祖国上寻找祖国，在祖先的土地上流浪四方……看完全文，前半部分的确是文采飞扬，后半部分却是在为民企请命，是的，如果大把的民营企业家都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才是一个最可怕的现实！

题记：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

——许巍《故乡》

一、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吴文化的发源地苏州与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们做个交流。

在当下这个严峻环境，讲细枝末节的上市、融资已无意义，我会更聚焦家国方向。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里，在家国、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之下，任何个体，能动的空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家国大方向的错位和折腾，于历史、于国家，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转身，但于社会，于家庭，则极可能是一代乃至几代人的不堪与不归。

姑苏本无城，永嘉之乱晋室衣冠南渡后方始兴盛。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悲的一段时期：山河破碎，战乱不止，汉人如同鼠豚，被大肆驱赶屠杀，整个汉民族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被迫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颠沛流离。作为承接汉民族重新繁衍生息核心要地的姑苏，至今一脉相承，只有发展，从无中断，看似吴侬软语，但骨子里其实一直斧钺铿锵，从来就不乏胸怀天下，自荐轩辕者。在此闲话商旅国是，再合适不过。

姑苏这块土地上最著名，也饱受争议的人，非伍子胥莫属。

他是从楚都逃亡至此，和屈原都因爱国，一并被后人在端午节祭奠。但他与屈原骨子里其实是两类人。屈原这种人是统治者最钟爱的类型。他们有才能，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他们又有与生俱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怎么虐，都永远爱着君王。挥之即去，召之即来，来则能用，用完随时可弃。这样的人才，谁不喜欢呢？

同样面对昏君，同样面对国事飘零，伍子胥截然不同。

他既不盲从，更不旁观，攘臂以上，“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范仲淹）”。在其父兄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后，伍子胥从楚逃亡到吴，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前506年，伍子胥借兵攻入楚都，掘平王墓，鞭尸三百，报父兄之仇。吴国则倚重子胥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诸侯一霸。

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在他们的时代里，儒家的影响力还极小，所以不能将他们的忠孝节义观念归结于儒家学说。他们的行为意识里，反映的都是人类天性里永恒的孤独感以及对终极归宿的寻觅。

在屈原时代，战国乱世已经近尾声，而国家观念则刚刚萌芽。他有朴素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囿于历史局限性，他并不清楚国家这个组织的利弊。屈原情感充沛，但个性上并不刚强，他没有韩非、伍子胥那样的决绝与勇气，所以即便被楚怀王父子反复蹂躏，也无法选择弃国他投。一方面，帝室贵胄的血统是他所引以为傲的，楚国是他的精神家园，离开楚地他就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他为楚国朝堂主流所不容，楚国又是他的痛苦之源，留在楚地他又痛苦万分。

去留两难，来往皆苦，是为无间。

《涅槃经》有云：受身无间者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62岁的屈原在那个时代里就是长寿之人，而长寿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大劫。

至于伍子胥，他虽然比屈原决绝果敢，但实际上也是无间地狱里备受煎熬的幽魂。

伍子胥从楚地逃亡，追随的是太子建，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国，为他昭雪沉冤，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过如此。阖闾固然助他复仇，但阖闾也是在利用他的才华去征服楚地。在吴国君主的内心，伍子胥始终不过一流浪客卿。到了夫差时代，这位流浪者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毕竟吴地不是他的故乡。夫差要杀他，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心境。

跑出去又如何？难道再借一次兵来灭吴？灭了又如何？周而复始，何时可休？

不如归去。

在自刎之前，伍子胥已经将儿子送到齐国，但他没有嘱托他的儿子将来要复仇。假如他真的对那个孩子有所训诫的话，我宁可相信他是嘱托他以后在齐国平静终老，无涉家国。

对楚国深沉的爱，成了屈原一生的羁绊，而对楚国刻骨的恨，则成了伍子胥一生的梦魇。恨与爱是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桎梏这两类幽魂的锁链。

中国人对祖国的情感，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复合体：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只得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反复煎熬、流浪。

相对伍子胥的冰冷杀伐，姑苏留给格隆印象更深的，其实是在“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处终老的北宋词人贺铸。

北宋词人大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唯贺铸，家国豪迈与儿女柔情并存。唐宋诗词里，被后人模仿最多的，大概就是贺铸写就的那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后人多以为反映的只是诗人路遇佳人而不知所往的怅惘，极少有人能体味到其中对家国、民族命运满腹的忧虑乃至绝望。

贺铸是宋太祖皇后族孙，生活在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已风雨交加，大厦将倾的北宋后期，少时就有戍边卫国、建立军功，“金印锦衣耀闾里”的雄心壮志，但朝堂肉食者鄙，魑魅充盈，英雄豪侠不为世用，国土涂炭而无路请缨，人到中年，仍遭朝堂庸碌排挤，沉沦下僚报国无门，晚年愤而退隐姑苏，于城南十里横塘筑企鸿居，藏书万卷，手自校雠，以此终老。

藏书校书，是无力回天的绝望后做的最后挣扎：纵使国亡了，文化还在。

500年后，另一个名叫顾炎武的苏州人，在同样经历改朝换代的乱世磨难后，用一段传世文字表达了这种无力存国，唯有保书籍以存天下的救亡情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

近代人梁启超用白话文对上文做了诠释：

梁启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