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郑也夫

一、学术生态

社会学被取消，大体上是30年的光景；后来又被承认，大体上也是30年的时光。

由于全能政治的作用，国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自然疲软无力。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单位制度，社会的功能，长期被压缩在婚丧嫁娶、盖房、搬家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取消社会学的大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取消社会学家而解决，所以，1979年之后，社会学被承认，老辈社会学者，经过长期投闲散置，终于在人生的“夕阳红”，重新归队。

但是，就是在恢复社会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学依然属于“敏感”学科。社会学家所需要的数据，尚属于国家机密。可以想见，社会学者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学的掌门人陆学艺先生，动情地诉说：社会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言外之意，社会学终于和经济学、法学一样，能够为和谐社会，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束缚手脚的时候，依然有社会学者，深度观察社会的转型，执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郑也夫由于洁癖，走上了独特的道路。他的社会学学问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会学界既没有趣味，也不好玩。尽管郑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为“正宗”的社会学界所认可，时间一长，自然非常边缘。

性格决定命运，一点都不错的。其实，孙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会学家。但，得到正宗社会学界的“礼遇”。2006年中国社会学太原年会，孙立平先生就是大会的报告人。郑也夫和孙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见出，孙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经采访过费孝通老先生，当面问老先生：要出现费孝通这么大个头的社会学家需要多少年？费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说了一句话：至少五十年。怎么说呢？费孝通的精神滋养，那是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马林诺斯基提供的。后辈吃的什么奶？谁可以成为当代的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

其实，费孝通的意思是说：学术大师的出现，必须依赖健全的学术生态，出活的学术群落。当代大陆的社会学，也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学术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会学界赢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没有学派。具有也夫风格的学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太多。一个也夫，就改变了学术思想的生态，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经说过，搞社会学的动力，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实用。中国大部分社会学家的动力是实用，费孝通老先生说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实用；当代一般的学者就更实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会学，出于一己的兴趣。也夫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社会的体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战自我，也夫经常说自己是游戏人，就是这种意思。同时，也夫还具有深切的关怀，再加上博物学的视野，雄辩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对社会的观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专业的水准。真性情在也夫那里，表现出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专业水准并没有使得也夫的东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体现理性的清明。郑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郑也夫，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夫长期以来，由于洁癖使然，不像孙立平先生那么雍容，不大愿意在社会学这个场子里面混，无形之中，就已经把自己边缘化了。至于郑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学术成就，独特的学术理念、有趣的学术话语、好玩的学术生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生态圈，也不把郑也夫当回事。这就是双向互动。

所以，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郑也夫争取学术资助的时候，往往争取不到。后来，干脆不干了，不玩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就是郑也夫进行课题立项，社会学的掌门人也不一定把项目给他。为什么？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给人家景天魁难看；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历任社会学会长，你都给人家鼓捣了。

难道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真的连学术是否出活，都看不出来了？也夫的学问，到底如何？不仅潘绥铭、周孝正、孙立平、李银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会学界的实力派，比如南京大学的周晓虹，也明白得很。周晓虹当过基金的评委，郑也夫正好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大陆学术界实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晓虹赞成给也夫立项，其他几位评委，没有一位赞成的，结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彻底泡汤了。周晓虹甚至说：只要是郑也夫，不管申请什么项目，都不会错的。可见，周晓虹心目中，也夫搞的东西，质量是信得过的。

是不是其他评委就认识不到也夫的厉害？我才不相信呢？他们心知肚明。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李培林，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掌门人，不知道郑也夫的厉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陆学艺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如果郑杭生先生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能够把郑也夫调过去？马戎先生把也夫调到北大，凭的是也夫过硬的学术成就。也夫这么有洁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已经习惯于单打独斗。张鸣先生说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这位老游击队员居然可以到处打游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也夫还嘴硬，给人家抬杠，从这里可以见出也夫的偏执。

不错，也夫说自己是逃难，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陆，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从中国人民大学逃到北京大学的，也夫应该承认吧！也夫在逃难之中，对于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失望到极点，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认可也夫的学术成就的。可见，在中国社会，即使像也夫这么怪异，还是能够容得下去的，不妨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再说了，没有项目，没有基金，也夫还不照样把社会学弄得精彩纷呈？不适合“集体项目”的也夫，主要是个性太突出。现在，什么都兴团队，必须有一大帮人，看起来似乎挺有声势，同时，必须具有资源，比方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什么的，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掌门人，这样的人，最适合搞集体项目。

也夫看到这里，兴许有点不高兴：难道志浩认为我不具有合作意识？也夫理解错了。坊间大部头的“集体项目”，可以说，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个性在这里，一点都没有，不奇怪；“集体项目”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的结晶，其实，就大陆目前的学术空气来看，笔者不相信，这些集体项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结晶。充其量，一块分课题费、一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而已。

也夫这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特别单纯善良的，这就是说，只要具有底线学术认同，并没有说多么难打交道。比方说，也夫和潘绥铭、沈原“三个混球”（沈原具有此语的知识产权，郑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时候，还有刘世定、林彬、孙立平）合作编写《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本，可以说合作无间，爽快得很。也夫这么有洁癖的人，都能与潘绥铭、沈原进行合作，这充分说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觉得，学术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产物，而且必须进行深度切磋砥砺。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许在于他的天真烂漫，人家社会学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会学的田野，也夫到处都觉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欲，宽广的视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注定也夫成为终生的游击队员。不仅是不断变换单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阅尽社会这本无言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