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郑也夫

二、学术标杆

狭隘、封闭的社会学界，无论生态还是心态，也夫与社会学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说，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结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

也夫经常念叨，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举步维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硬着头皮归队。“五脏六腑”一样都没有，怎么办？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这是1982年的事情。

当时，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殊途同归，1982年，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带着理想，带着朝气，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

历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英语特别突出，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无奈，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扩招”和“补录”的耻辱，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走读”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不值一提；关键是入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学术理念各异，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但是，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所以，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这时候，也夫的英语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硕士论文研究的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渐行渐远。

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既然被叫来救火的，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心高气傲的费孝通，身边很少有看的上眼的，但是，社会学这个大筐，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协助费孝通工作，费孝通是高兴呢，还是伤悲呢？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应付一下场面。

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比较丰富），联系出国留学，有不少法门，经常传经送宝，接受出国咨询。这时候，也夫真是万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但是，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就是没有允许，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学术品质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于出国的时候，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来到美国，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国，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不读到博士毕业，导师就会很伤心的。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但是，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导师、亲朋好友，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不容易出国，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何苦来哉！见到画画的堂哥，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倾诉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窥一斑！

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这样，也夫于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不到两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书稿就顺利完成，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许纪霖、黄万盛、陈明、谢泳都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议上，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公共”。因为，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来到北京大学。这对费孝通来说，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化作泥土。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仔细思量，确实很有趣味。

晚年的费孝通，到底做得如何？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仅是花瓶而已，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后，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晚岁回首平生，遗憾实多。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费孝通。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推崇备至。对于《乡土中国》流溢的精辟议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

但是，对于晚岁的费孝通，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郑也夫并不以为然。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并不看好。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费孝通难辞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也夫拒绝了《南方周末》的约稿。因为，也夫，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就要进行批判，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

但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回答学友提问时，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界“言必称费老”的学人，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离土不离乡”的构想，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聪慧、世故的费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曲学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谈到费孝通的晚年：“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所以，遇到环境的变化，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早就把学术放弃了，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样可以给人证明：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这样，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急用现学”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学家，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互为表里，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亦大有关联。

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社会，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能够忠于职守的，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夫，面对晚岁的费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但是，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

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踏着也夫的足迹，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