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郑也夫

四、学术自觉

笔者曾经担任一门《比较文化学》的课程，选取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教材。希腊城邦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与希腊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城邦？希腊人似乎没有形成帝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国其实原来也有好多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在统一的大一统的软件而斗争，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要讲究“大”，国家势力弱的时候，地盘小的时候，臣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之高，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现了多少“爱国诗人”。中国人对“大”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心理积淀。也许希腊正是那么多小城邦没有统一起来，才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

所以在文化学意义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动、多中心相联系，而“大”则往往和一体、融合相联系。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7年过去了，郑先生的思路成为一本书：《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别看这本不到19万字的小书，我以为是社会学经典。只有经典学人，才能有经典著作。20万字篇幅是可以把一个问题谈透彻的。动不动就40万字的“理论著作”倒是挺吓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哪里呢？

真正的社会学者，较别的什么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区、尊重大众。他所研究的是大众的焦点，写文章肯定力求大众看懂。你看，郑也夫读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的《城市发展史》，不玩深沉，怎么考虑的就怎么说：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现缘于交流与对话。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第七讲，正是讲的城市的规模与类型，专门讲到小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入情入理，真是精辟。郑也夫先生讲：“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况没这么严峻，生存压力没这么大。周围的人没给你提供这么多不良的示范样板，这么多无形的压力。那地方很安静，那地方自得其乐，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围人都挺高兴。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荣，其实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乐，你可能更爱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后因为你的热爱生活过得很有味道，最后做出了一点成绩，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你没有追时尚，追时髦。生存给你的压力要平和得多。”难怪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也许，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宁静。宁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灵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境界，学是学不来的。大学问得自宁静，成功的大学亦得自宁静。当代中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宁静的氛围一扫而光，喧嚣正充斥着我们的耳鼓。

阅读郑也夫先生的著作乐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并且所进行的思考是依据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郑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社会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之不成熟，就在于社会学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飞舞，如落叶飘零。给人的感觉，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郑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这种感人的力量，旁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体会不到的。

《城市社会学》、《代价论》，两本著作体现着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旁的社会学著作，似乎时刻让人觉得著作的用处，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体现不出社会学的价值理性。郑先生的著作，让人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书店和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社会学著作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一门学科混同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说，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仅欠缺解释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独特方法，无论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尴尬。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欠缺学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滋养。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重建简直可以说是失败的，有什么胜利可言？愈到晚岁，费先生的这种想法越是强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会学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强的学术胃口，对未知的好奇、对探险的乐趣，很少能够有晚辈与之抗衡。无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对学术边界的跨越，获得了多学科滋养，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