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郑也夫

五、学术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如约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发表演讲《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为时两个半小时。着重讲郑也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这是郑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国社会学地图中，老一辈先生大都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想象力居然那么充沛，他们的文章，现在读来，都那么让人神往。

1979年以后恢复重建的大陆社会学，尽管老一辈、小一辈都曾经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中，饱受打击和压抑，但是，他们社会学的感应神经，似乎已经短路了。他们搞调查、做课题、跑项目、写文章，都不愿意甚至远离自己切身的感触和体验，他们似乎有意疏离着什么。作为一个整天在社会生活中折腾的、有时候甚至饱受社会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课题相关联。老一辈学者这么做，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和朋友身上撒盐，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已经过去了，说多了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老社会学家来说，只能振作疲惫的精神，为现代化增砖添瓦。

社会学家其实是挺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体验不一定比别人丰富；具有的体验，也不一定比别人深刻。一个出活的社会学家，必须忠实自己生活，必然对生活有真切而且别样的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社会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给以合理的解释，给出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理解当下社会的，社会学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家，把真实的自我隐藏的很深，层层包裹着自己，利用问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社会，究竟吗？事实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作为社会学的酵母，其实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不把自己放进去，做为考量的一个对象，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呢？

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学问题，谁叫你是社会学家呢？这恐怕是社会学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辈学者已经翻译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没有必要改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社会学的感觉”，好的社会学家，或者天然，或者经过训练，具有这种敏锐的感觉。秦晖、李银河、孙立平这些出活的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感觉特别丰富，而且忠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当然，社会学想象力，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干瘪、枯燥、扭曲的论文。否则，何必写那么多毫无声气、死气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阅读也夫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无趣。由于，也夫用心体察和思考社会，所以，不管多么无趣的话题，也夫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生机盎然。试想，从心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境况，怎能不发生碰撞和共鸣呢？

为什么说也夫是自觉传承老辈社会学理念的一代学人呢？老一辈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经常在报纸发表学术文章，当然，民国年间，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表达见解，是很平常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属于改良主义者，而没有必要当革命家，革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前景都具有底线乐观的情绪，觉得人文社会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愿意成为富有建设眼光的批判者。社会学家还有费边社那样的精神气质，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要觉得别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别人是可以被说动的。

郭于华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能够贯通历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其实具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好的社会学家，必然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握社会内在的机理。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大历史的观念。否则，总是临时抱佛脚，追着社会跑，但总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好的社会学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释很长一段社会史的能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家，了解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事一议，针头线脑，总也不理顺。也夫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出现杀熟的时候，很具有大历史的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解说杀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来的社会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这个国家在短短50年之内积累了丰富的杀熟经验，当这些杀熟的经验转换到经济上的时候，后果还需要我们指出来吗？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听到郑也夫的讲座、得以结识先生的时候，先生37岁，血气方刚；立志描摹也夫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也夫大概48岁，年富力强；当我深入也夫的心灵世界，探寻一代社会学家的职志和愿景之时，也夫竟然已经达到耳顺之年。

人生真是经不起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