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郑也夫

七、思想灯盏

知识分子的话题，在也夫心中，既饱含甜蜜也充满辛酸。饱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学术的酵母，以后的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包括代价论，都蕴含了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信从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注意到一个学者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进行的学术生长点，倒是成长最慢的，1988年写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长跋涉，足可以消磨一个学者的锐气，但并不能改变一个学者的性情。从知识分子研究出版的艰难，一方面印证也夫的洁癖，同时见证知识分子的艰辛，农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收获的喜悦，知识分子研究，可以说一度时髦的显学，竟可以让也夫岁月蹉跎。

历史如此吊诡，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历经辛酸的跋涉，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当年5月份试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的榜单，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2002年我与陈远学友探访山西的学术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中，提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曾经尝试开出一张名单，巧合的是，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学术地图，毕竟体现学术成就。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特的秉赋，可以持续关注、关心、关怀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必需面对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牛虻。学术领域属于象牙塔，社会领域属于十字街头。知识分子徘徊于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学术兴趣就是知识分子研究，恐怕不仅仅是把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为了达致知识分子之自觉。也夫经常援引西哲的话语，认定知识分子属于终生都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对于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也许是最好的社区。在也夫看来，大学有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狂飙突进的年轻学子，大学教授整天生活在这种“半疯”学子的周围，师生辩难切磋，所以，终其一生，知识分子都会处于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疯狂”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流，“怀疑一切”就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所以，大学是养育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适的气候、温度和湿度。

至于社科院、政府调研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合适的社区，因在在这些部门，很少见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轻人也不够多。也夫1982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来到北京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1998年以后，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调入北京大学，这时候已经48岁了。也夫来到适宜的知识分子的社区，有点迟了。否则，也夫在培育学术种子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也夫也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既然很早就已经边缘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门而出，主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成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不要说也夫有洁癖，就是也夫没有洁癖，也不能够适应中央电视台那种理念和机制的。也夫对于体育具有高度的关注，经常评论足球和奥运会，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化含量并不低，但是，评论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与激情。也夫部分名声是从评论足球和主持节目中获得的，但是，在我看来，也夫即使不做这些评论，无损于也夫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说，也夫沉迷于体育评论，并不是一件特别经济的事情。球迷们也不大认可也夫的评论。知识分子也觉得也夫整天弄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当然，他们不明白，也夫是一个游戏人，只要认为好玩、有趣，哪怕有点自我摧残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对于费边社非常钦慕，喜欢温和、独立、宽容，他认为中国最具有费边社风格的就是“天则”。也夫对于中国社科基金制度、对于学术评价机制，失望到了极点。但是，还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态度，不断进行着质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带着极大的建设的眼光。当然，也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轿车文明、批判消费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饱经风霜，也夫作为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代学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研究知识分子，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抗争。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学者登上历史舞台，随着90年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分化、排列、组合。惊异地发现，20年来，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之内。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里面，也夫十分特立独行，与李银河、杨东平成为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

笔者对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十分失望，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评定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体现浓厚的“意图伦理”。

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远在异国的弟子发来贺信，祝贺老师成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夫觉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样子，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是这50个人影响的结果，在也夫看来，惨了点。

笔者也是这种看法。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不是吴敬琏和茅于轼呼唤来的；中国要依法治国，不是张思之、江平呐喊来的；中国要搞和谐社会，更不是李银河、郑也夫提出来的。一句话，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开放产物而已。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识分子也无益。

出活的知识分子只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每当看到或听说某某先生推动了某项改革事业的进展之类的大话，只是觉得感伤，还有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物，着实可爱，可爱得很！

此种看法，对知识分子的贡献，难道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非也。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何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此不上轨道？再说了，既然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怎么知识分子自己的社区，竟然也如此污秽不堪？

也夫被人看作“老愤青”，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响中国，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也夫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具有这样的认识，“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难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也夫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感受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快乐，所以，也夫说，我只能影响我的学生。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有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晚辈多么渴求自己能够被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不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数后生的灯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于晚辈是何等可贵？

这个时代，上苍给公共知识分子的礼物——互联网，通过网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识分子扩展了自己的课堂，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课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与可爱的学友，一起探讨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逸闻趣事、喜怒哀乐，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乐而忘倦。这是为什么？因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思想。石家庄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还能够呆下去，就是因为总是能遇到读书种子，知识分子的光芒总是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还有什么比照亮人心、温暖心灵更加让人激动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盏灯，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清明的灯塔。

为什么社科院、党校、军校、政策研究部门这些地方容易说官话呢？无它，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其实，顺应官话的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但是，大学毕竟要与学友进行交流，无论学术讨论会，还是讲座和演讲。这种场合说官话，就有点困难。说假话、套话、场面上的话，可能吗？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说人话的，但是，说人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后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你，随时准备抓你的小辫子，给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学里面真正的知识分子，过得并不舒心。

简单平凡朴素的真理，找寻起来，为什么那么艰难？由于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所以，对于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良心，散发的人性的光芒，温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郑也夫、贺卫方先生老去，北京万人空巷，就像牺牲的英雄一样，获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渊源于俄国斯，俄罗斯的文化人承担起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职责。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灿烂群星照夜空，他们是俄罗斯漫漫长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劳作下，终于迎来文化黎明。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从属于某个阶级，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可以是面包工人、小炉匠，也可以是公爵、贵族，但是，他们都可以担当道义，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说，知识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职能，站在公共的立场，尽管他们自身是独立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信仰，追寻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在所不惜，大义凛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具有如此高洁的品质？甘当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照亮俄罗斯的夜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沙皇，都不能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垮。

1978年之后，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分子，才是比较出活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边缘。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不是通过“画图”就能够出活的，社会科学家要“看图说话”，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和空气同等重要。

社会科学的四大学科，法学和经济学繁花似锦，这些都不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口号，学术禁忌就大大减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没有这样幸运。

孙立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也夫的好朋友。孙先生曾经提出“体制性的拘谨”，比较深刻地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大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恶劣的表现正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体制性的拘谨”，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成立。学术界“体制性的拘谨”有哪些表现呢？官话、套话、场面上的话，一点不比官场少，有时候，甚至比官场还要多。学者说话、演讲、讲座、上课、报告、文章，特别时尚。学者争取的学术课题、项目、基金，学者紧跟政治时尚，决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话语，学术著作和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陈陈相因。大部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极大的力量，印证和维护政治家的言行。

因为，很早以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只能够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学术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哪里还会有学术尊严！

上过当、吃过亏，舆论一律。30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多种声音，似乎印证进入“学术自由”的时代。其实，细细想来，在不关紧要的地方，确实有多种声音，但是，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社会依然充斥一种声音。

是该认真思考一下：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