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作者：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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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是将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说毛、邓或X搞“封建专制”等等。记得巴金老人曾说：“五四”反封建专制不全面，也不彻底，因此后患无穷，导致中国当代的专制，以致发生文革（大意）。这是很糊涂的意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惜此观念很普遍。

首先，秦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而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周实行封建制，各分封诸侯自治，因而周天子也就谈不到国家一统“专制”，故而周实行礼制，建立国家整体秩序。周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理想的政治制度，孔子一生所求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周体制固然好，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没有外敌侵犯的威胁；二是由天子到各诸侯都遵守礼制。

如果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周天子就必需将各诸侯的力量，集中于中央统一指挥，以投入战争。但如此，诸侯就将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失去自身的相对独立。中国古代之形成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非集中更庞大国家的人力、物质统一调配无以抵抗北方骁勇的骑射民族。任何一种稳固的政治体制之形成，均有其内外必然的原因，包括地理、气候、食物、地缘、种族、历史传统等等。政治是因势而治，非一厢情愿之事，任何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拟想而为都是灾难。

再，礼制的维持建立于天子及诸侯的信约之上，即各方均自觉遵守礼制；诸侯一旦违逆礼制，天子及其它诸侯就可对之讨伐；而天子违背礼制，诸侯也将不再拥护天子。在那个时代，周朝的封建礼制制度是得当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国家规模的扩大，各诸侯势力的不断增长，而中央政权却相对地趋向势弱，封建礼制即瓦解，诸侯挑战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彼此纷争，天下大乱，战乱延续数百年。至秦，以战争灭六国，统一中国。秦行暴政，因此迅速灭亡，但自后两千余年，中国之正统体制乃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制。

人类群体，规模越小，越容易达至认同，也越容易建立信约及管理；反之规模越大，分歧越多越大，也越难建立信约，如果其不解体，即需要附加强力以维持。古罗马原本实行共和制，但自凯撒却转向了帝制，按照一般的观念，从共和转向帝制，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问题就在这里，是“倒退”的观念错了。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扩张，国家规模翻倍地膨胀，而将军们的势力与野心也随之膨胀，其彼此残杀，政变连连，非更强力的独裁不得制止，因而共和制失效；同时统治庞大的国家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更强更集中的中央权力，因而罗马转向帝制。道理很简单，几个土匪打劫，商量着办即可；但上百土匪聚在一起，就要有个老大。补充一句，古罗马文明最好的时期，并不是共和制的时候，而是五贤帝的时代。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根于国家的扩张及规模的扩大。

作为自然农业国家，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帝制乃是自然。一则可集中国力抵御外敌，二则可制止内乱纷争；这是中国传统帝制——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两个主要的政治功能。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中央集权及大一统并不能完全杜绝外敌入侵和内乱，但一个朝代有两百来年的太平也就是好了。

中国古代是自然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天下太平，无战即是好。当今的民主制度固然好，但是属于工商业化的城市文明，近代之前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分散的庞大自然农业国家，并无实施的可能。中国帝制延续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用当今的“自由”“民主”去要求古代中国，如同指责古埃及为什么不是当今的美国。

中国传统帝制与共产极权体制全然不同。中国传统“专制”仅在国家层面，且限于政治领域。皇权至上——国家终极决定权，官僚集团具体管理国家。其制度即管理模式主要承袭传统——世代积累下来模式，而其主旨原则则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民本”精神。古代中国，虽然皇权垄断政权，但是有制度、有道统、有传承、有规矩、有官僚集团的制衡，更有“仁”的宗旨，帝王并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在国家层面之下，政治范畴之外，实行社会自治——官不下县，传统氏族社会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民团，以自保。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标志中国国家实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虽然国家层面皇权专制，但是但社会层面则是民治——氏族社会自治。而且，传统中国土地私有，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由于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没有分封的贵族，因此农民没有人身依附的问题，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的民是自由民，可自由迁徙、自由谋生置业，也可通过科举去做官，甚至做到朝廷内阁。因此，古代中国的民没有不自由的命题。诚然，古代中国有贵贱、贫富、上下之差别，甚至悬殊，但是这是可竞争的，最底层的穷人、家庭也可以通过奋斗及机遇，成为富人、贵人。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有事实上的贵贱、贫富、上下之别，乃至悬殊。再，中国传统帝制有律法，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高于法律之上的唯有皇帝，也就是古代中国是讲法治的。

固然，古代中国，“国政”是皇帝和官员的事，民不得参与。但是在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于一个乡下农民，国家是遥远的事，交通、信息封闭得有时连换了皇帝都不知道，何谈“参政”？农民于国家所求仅是非乱、少税赋，并无决议国政的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体现于氏族社会自治中。如果谁家子弟想参与国政，那就通过科举，去做官，这倒是民的权利。作为古代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将国家交给经过科举选拔及有实际经验官僚集团去管理，乃是最优方式。

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民主制意味人民直接参与治理国家，重要事务由全体公民大会决定，少数重要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仅一年，而多数官员由公民抽签担任；法庭也是由公民组成，即公民团审与判。雅典伯里克利将民主制推到极致。但这需要国家充分小方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规模限于：国家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到一个广场，人数大约是5000至6000人。如果国家过大，人口过多，民主制度——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无法实行。而只能由公民推选出代表，管理国家，此即当今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制。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当今的代议制不算民主制。美国3亿多人口，9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如果没有现代交通、通讯，当今的代议民主亦不能实行。

当今欧美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化城市文明之体现，而且是由基督教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以此作为唯一标准，要求、衡量人类以往的历史以及所有的文明。人类有多种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态、种族、历史而生成不同的文明系统，而且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亦呈现不同的形态。就其生成背景及限定条件，它们都是合理的，而其彼此间的差异也是自然的。

文明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生成的，是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的淘洗及积累。因此文明首先是继承，最重要的还是继承，任何时代文明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继承而来。文明的继承和维护，远远重要于变革、纳新、创造；是由于在传统中变革、纳新、创造之困难，这些词语才被极度强调、放大；但要对文明有完整的认识，就会看到传统的意义远远大于变革、纳新、创造。当然，人类的生存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很剧烈，因此传统需要变革、纳新、创造、调整，但是这只能是在承继传统的核心与主脉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将传统全盘推翻、抛弃。根的原因就是文明是漫长的时间中经验的积累，其必需成为所有成员的具体经验，潜移默化进入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方能有效运作。没有开天辟地、一蹴而就的新文明，所谓的开创新天新地的革命，都是毁灭性的灾难。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重要区别就是，英国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以往的一切全盘推翻打倒，“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大革命”后，法国很大努力就是恢复被打倒的“旧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体，即使有一部更好、更先进、更成熟的文明摆在面前，其也不能将抛弃自身传统，将“先进文明”全盘拿来。这不是该否、对错、好坏之事，而是做不到。“先进”文明再好，但并非一拿就来，而需要在漫长时间中点点滴滴地学习，使之变为全民的具体经验。即使我们的传统是旧的落后的，但如果我们抛弃它，而学习“先进”又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这段文明空白怎么填补？其结果只能是，抛弃、打倒了落后的旧文明——起码是文明，“先进文明”又一时学不来，于是便陷入野蛮、暴乱、虚妄、疯狂，滥杀乱革、翻天覆地的大灾难。

文明之首要、重要之事是继承和维护，其次方是变革、纳新、创造。文明肯定需要根据时代、生态进行变革、纳新，需要向其它文明学习——何况是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但需要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维护其核心价值与主脉。也就是说，文明的变革与革新，是其自身的调整与生成；而非抛弃一个旧的，拿来一个新的；自然，变革与革新所受到的文明固有条件的局限，也是需要以实接受的。

因此，我的想法与巴金老人相反。“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由而整个国家、民族陷入集体疯狂，人的原始野蛮、恐惧与残暴，在“新天新地”的召唤下，得以合法释放。如果说，中共革命、毛中国与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有一致性，那是因为野蛮、恐惧与残暴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文明的意义乃是压制它，而建立“人”的共生秩序。而当文明衰落或崩溃，野蛮、恐惧与残暴便会解脱文明的束缚，汹涌而出。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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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体虽然是大一统帝制，但中国传统文明仍是是伟大的文明，其是一套完整、有效、成熟的文明体系，而且相当稳定。当然，它是自然农业文明，但它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自然农业文明。人是自然生物，有不可根除的野蛮性，任何文明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欠缺、乃至黑暗、残酷的一面。这是普世人性所在。虽然欧洲文明有更大的活力，更有创造性，成果更辉煌，但是完整地看欧洲的历史，其则更动荡、有更多的战争、也更霸凌、野蛮。人类并不光彩，每部文明史都充满血腥、黑暗。

因此，我们需要抛弃对文明的虚幻，否则就真的陷入乌托邦的陷阱。“五四”新文化即带有乌托邦幻想，1949年的“新中国”与之是有关联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时代，人都受限于环境、条件，其可为性相当小，人的存在，绝大成分是“不得不”，除非是希特勒似的疯子，而人类最大的罪恶与灾难即来于妄行。靠谱的政治大多是，不是选择更好更理想的，而是选择更实际、害处更小的。文明总是相对的，没有完美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局限有阴影。我们考察文明，只能根据当时的地缘、生态及历史条件，而不能剥离这些抽象论述。用今天要求过去，用此裁断彼，说到底是出于权势。

中国传统上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有种种弊端，比如压抑了地方，否则各地方生成出诸多小文明体，即丰富文明的形态，亦促进文明间的竞争，刺激文明的活力。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大一统推动文明的普及，促进经济发展、物产流转，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且庞大的文明体更稳定，更可经受挫败与撞击，更可能在时间中持久延续，这是大一统的好处。欧洲近代，现代国家之形成，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国家与强化中央政权；也就是由诸多封建诸侯，走向统一的国家，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并非就一定是坏，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它也曾是有益的，是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成就。当今，诸多学者动辄即批判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专制”，全不顾及历史。中国古代之大一统中央集权，有弊端，但更有文明的积极意义，否则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域都将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状态，或者各族群彼此残杀灭绝。文明总是具体历史中的文明。

启蒙运动有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抹杀历史，否定之前的欧洲文明，将整部中世纪说成是黑暗的，不可救药，仿佛文明从“启蒙”才开始。“Enlightenment”这个词就很有代表性。其实，在欧洲的文明史中，中世纪很重要，其完成了对欧洲各野蛮民族的文明化，整合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基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中世纪生成的果实。全盘否定过去，打倒过去，这种激进的“进步观”很有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直线的历史进步观的进一步极端化。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比古中国文明有更辉煌的建树和创造。但是文明的诞生与形成是天意，也就是其由种种客观条件与因素偶然形成的，包括骤然降临的天才。这些均是非人所能决定的。文明是命运。古希腊文明之形成有种种原因，半岛环海、山丘地形、阳光充沛、爱琴海通达欧亚，以及希腊少粮食而盛产橄榄、葡萄，这些决定了古希腊形成众多分立的城邦，经济多依靠酿酒榨油、航海与贸易。古希腊文明从其始便具有工商、城市文明的特点，由而产生公民制与政治民主。再。我们讲希腊文明，多强调它的城邦、工商贸易，但古希腊还有一重要元素被忽略了，这就是海盗传统——广义的海盗。荷马史诗所吟咏的阿克琉斯即是海盗，“我坐船去毁灭了12座城，并且在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毁灭了11座城，我从这些城堡得过无数美好的财物。”。海盗是海洋文明的开拓先锋。近代西方国家与古希腊很像，工商、城市、加海盗，这也是他们特别重视古希腊文明的原因。

再，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也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益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及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是有来源和借鉴的。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原生文明，主体上没有继承、借鉴它文明的好运气。

古希腊的历史总共600多年，鼎盛时期不过200多年。古希腊灭亡的原因之一即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与中央集权，其数百个城邦，纷争内战频频不断，战事远多于其它地域。希波战争中，希腊虽然最终战胜了波斯；但之后，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却爆发了延续近30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内战耗尽了希腊，最终被新兴起的罗马所灭。反之，古希腊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延续了古希腊文明，并将之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地域。前前后后，古罗马存在了近两千年——包括东罗马。向前，罗马吸纳了古希腊；在后，罗马收纳了基督教；罗马构建了“希罗基”（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完整框架。当今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古罗马的子孙，包括美国、俄罗斯。如果古罗马不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制，就成不了帝国，如果不是帝国，就不可能征服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域，而非此，古罗马就不能整合如此庞大完整的“希罗基”文明体系，进而也就不可能有当今的欧美诸国。同理，古代中国文明与之类似，只是中国文明的扩张是融合，而非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