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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作者: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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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是将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说毛、邓或X搞“封建专制”等等。记得巴金老人曾说:“五四”反封建专制不全面,也不彻底,因此后患无穷,导致中国当代的专制,以致发生文革(大意)。这是很糊涂的意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惜此观念很普遍。

首先,秦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而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周实行封建制,各分封诸侯自治,因而周天子也就谈不到国家一统“专制”,故而周实行礼制,建立国家整体秩序。周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理想的政治制度,孔子一生所求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周体制固然好,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没有外敌侵犯的威胁;二是由天子到各诸侯都遵守礼制。

如果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周天子就必需将各诸侯的力量,集中于中央统一指挥,以投入战争。但如此,诸侯就将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失去自身的相对独立。中国古代之形成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非集中更庞大国家的人力、物质统一调配无以抵抗北方骁勇的骑射民族。任何一种稳固的政治体制之形成,均有其内外必然的原因,包括地理、气候、食物、地缘、种族、历史传统等等。政治是因势而治,非一厢情愿之事,任何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拟想而为都是灾难。

再,礼制的维持建立于天子及诸侯的信约之上,即各方均自觉遵守礼制;诸侯一旦违逆礼制,天子及其它诸侯就可对之讨伐;而天子违背礼制,诸侯也将不再拥护天子。在那个时代,周朝的封建礼制制度是得当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国家规模的扩大,各诸侯势力的不断增长,而中央政权却相对地趋向势弱,封建礼制即瓦解,诸侯挑战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彼此纷争,天下大乱,战乱延续数百年。至秦,以战争灭六国,统一中国。秦行暴政,因此迅速灭亡,但自后两千余年,中国之正统体制乃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制

人类群体,规模越小,越容易达至认同,也越容易建立信约及管理;反之规模越大,分歧越多越大,也越难建立信约,如果其不解体,即需要附加强力以维持。古罗马原本实行共和制,但自凯撒却转向了帝制,按照一般的观念,从共和转向帝制,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问题就在这里,是“倒退”的观念错了。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扩张,国家规模翻倍地膨胀,而将军们的势力与野心也随之膨胀,其彼此残杀,政变连连,非更强力的独裁不得制止,因而共和制失效;同时统治庞大的国家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更强更集中的中央权力,因而罗马转向帝制。道理很简单,几个土匪打劫,商量着办即可;但上百土匪聚在一起,就要有个老大。补充一句,古罗马文明最好的时期,并不是共和制的时候,而是五贤帝的时代。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根于国家的扩张及规模的扩大。

作为自然农业国家,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帝制乃是自然。一则可集中国力抵御外敌,二则可制止内乱纷争;这是中国传统帝制——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两个主要的政治功能。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中央集权及大一统并不能完全杜绝外敌入侵和内乱,但一个朝代有两百来年的太平也就是好了。

中国古代是自然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天下太平,无战即是好。当今的民主制度固然好,但是属于工商业化的城市文明,近代之前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分散的庞大自然农业国家,并无实施的可能。中国帝制延续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用当今的“自由”“民主”去要求古代中国,如同指责古埃及为什么不是当今的美国。

中国传统帝制共产极权体制全然不同。中国传统“专制”仅在国家层面,且限于政治领域。皇权至上——国家终极决定权,官僚集团具体管理国家。其制度即管理模式主要承袭传统——世代积累下来模式,而其主旨原则则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民本”精神。古代中国,虽然皇权垄断政权,但是有制度、有道统、有传承、有规矩、有官僚集团的制衡,更有“仁”的宗旨,帝王并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在国家层面之下,政治范畴之外,实行社会自治——官不下县,传统氏族社会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民团,以自保。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标志中国国家实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虽然国家层面皇权专制,但是但社会层面则是民治——氏族社会自治。而且,传统中国土地私有,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由于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没有分封的贵族,因此农民没有人身依附的问题,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的民是自由民,可自由迁徙、自由谋生置业,也可通过科举去做官,甚至做到朝廷内阁。因此,古代中国的民没有不自由的命题。诚然,古代中国有贵贱、贫富、上下之差别,甚至悬殊,但是这是可竞争的,最底层的穷人、家庭也可以通过奋斗及机遇,成为富人、贵人。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有事实上的贵贱、贫富、上下之别,乃至悬殊。再,中国传统帝制有律法,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高于法律之上的唯有皇帝,也就是古代中国是讲法治的。

固然,古代中国,“国政”是皇帝和官员的事,民不得参与。但是在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于一个乡下农民,国家是遥远的事,交通、信息封闭得有时连换了皇帝都不知道,何谈“参政”?农民于国家所求仅是非乱、少税赋,并无决议国政的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体现于氏族社会自治中。如果谁家子弟想参与国政,那就通过科举,去做官,这倒是民的权利。作为古代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将国家交给经过科举选拔及有实际经验官僚集团去管理,乃是最优方式。

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民主制意味人民直接参与治理国家,重要事务由全体公民大会决定,少数重要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仅一年,而多数官员由公民抽签担任;法庭也是由公民组成,即公民团审与判。雅典伯里克利将民主制推到极致。但这需要国家充分小方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规模限于:国家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到一个广场,人数大约是5000至6000人。如果国家过大,人口过多,民主制度——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无法实行。而只能由公民推选出代表,管理国家,此即当今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制。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当今的代议制不算民主制。美国3亿多人口,9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如果没有现代交通、通讯,当今的代议民主亦不能实行。

当今欧美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化城市文明之体现,而且是由基督教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以此作为唯一标准,要求、衡量人类以往的历史以及所有的文明。人类有多种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态、种族、历史而生成不同的文明系统,而且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亦呈现不同的形态。就其生成背景及限定条件,它们都是合理的,而其彼此间的差异也是自然的。

文明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生成的,是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的淘洗及积累。因此文明首先是继承,最重要的还是继承,任何时代文明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继承而来。文明的继承和维护,远远重要于变革、纳新、创造;是由于在传统中变革、纳新、创造之困难,这些词语才被极度强调、放大;但要对文明有完整的认识,就会看到传统的意义远远大于变革、纳新、创造。当然,人类的生存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很剧烈,因此传统需要变革、纳新、创造、调整,但是这只能是在承继传统的核心与主脉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将传统全盘推翻、抛弃。根的原因就是文明是漫长的时间中经验的积累,其必需成为所有成员的具体经验,潜移默化进入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方能有效运作。没有开天辟地、一蹴而就的新文明,所谓的开创新天新地的革命,都是毁灭性的灾难。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重要区别就是,英国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以往的一切全盘推翻打倒,“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大革命”后,法国很大努力就是恢复被打倒的“旧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体,即使有一部更好、更先进、更成熟的文明摆在面前,其也不能将抛弃自身传统,将“先进文明”全盘拿来。这不是该否、对错、好坏之事,而是做不到。“先进”文明再好,但并非一拿就来,而需要在漫长时间中点点滴滴地学习,使之变为全民的具体经验。即使我们的传统是旧的落后的,但如果我们抛弃它,而学习“先进”又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这段文明空白怎么填补?其结果只能是,抛弃、打倒了落后的旧文明——起码是文明,“先进文明”又一时学不来,于是便陷入野蛮、暴乱、虚妄、疯狂,滥杀乱革、翻天覆地的大灾难。

文明之首要、重要之事是继承和维护,其次方是变革、纳新、创造。文明肯定需要根据时代、生态进行变革、纳新,需要向其它文明学习——何况是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但需要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维护其核心价值与主脉。也就是说,文明的变革与革新,是其自身的调整与生成;而非抛弃一个旧的,拿来一个新的;自然,变革与革新所受到的文明固有条件的局限,也是需要以实接受的。

因此,我的想法与巴金老人相反。“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由而整个国家、民族陷入集体疯狂,人的原始野蛮、恐惧与残暴,在“新天新地”的召唤下,得以合法释放。如果说,中共革命、毛中国与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有一致性,那是因为野蛮、恐惧与残暴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文明的意义乃是压制它,而建立“人”的共生秩序。而当文明衰落或崩溃,野蛮、恐惧与残暴便会解脱文明的束缚,汹涌而出。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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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体虽然是大一统帝制,但中国传统文明仍是是伟大的文明,其是一套完整、有效、成熟的文明体系,而且相当稳定。当然,它是自然农业文明,但它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自然农业文明。人是自然生物,有不可根除的野蛮性,任何文明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欠缺、乃至黑暗、残酷的一面。这是普世人性所在。虽然欧洲文明有更大的活力,更有创造性,成果更辉煌,但是完整地看欧洲的历史,其则更动荡、有更多的战争、也更霸凌、野蛮。人类并不光彩,每部文明史都充满血腥、黑暗。

因此,我们需要抛弃对文明的虚幻,否则就真的陷入乌托邦的陷阱。“五四”新文化即带有乌托邦幻想,1949年的“新中国”与之是有关联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时代,人都受限于环境、条件,其可为性相当小,人的存在,绝大成分是“不得不”,除非是希特勒似的疯子,而人类最大的罪恶与灾难即来于妄行。靠谱的政治大多是,不是选择更好更理想的,而是选择更实际、害处更小的。文明总是相对的,没有完美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局限有阴影。我们考察文明,只能根据当时的地缘、生态及历史条件,而不能剥离这些抽象论述。用今天要求过去,用此裁断彼,说到底是出于权势。

中国传统上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有种种弊端,比如压抑了地方,否则各地方生成出诸多小文明体,即丰富文明的形态,亦促进文明间的竞争,刺激文明的活力。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大一统推动文明的普及,促进经济发展、物产流转,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且庞大的文明体更稳定,更可经受挫败与撞击,更可能在时间中持久延续,这是大一统的好处。欧洲近代,现代国家之形成,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国家与强化中央政权;也就是由诸多封建诸侯,走向统一的国家,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并非就一定是坏,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它也曾是有益的,是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成就。当今,诸多学者动辄即批判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专制”,全不顾及历史。中国古代之大一统中央集权,有弊端,但更有文明的积极意义,否则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域都将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状态,或者各族群彼此残杀灭绝。文明总是具体历史中的文明。

启蒙运动有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抹杀历史,否定之前的欧洲文明,将整部中世纪说成是黑暗的,不可救药,仿佛文明从“启蒙”才开始。“Enlightenment”这个词就很有代表性。其实,在欧洲的文明史中,中世纪很重要,其完成了对欧洲各野蛮民族的文明化,整合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基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中世纪生成的果实。全盘否定过去,打倒过去,这种激进的“进步观”很有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直线的历史进步观的进一步极端化。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古中国文明有更辉煌的建树和创造。但是文明的诞生与形成是天意,也就是其由种种客观条件与因素偶然形成的,包括骤然降临的天才。这些均是非人所能决定的。文明是命运。古希腊文明之形成有种种原因,半岛环海、山丘地形、阳光充沛、爱琴海通达欧亚,以及希腊少粮食而盛产橄榄、葡萄,这些决定了古希腊形成众多分立的城邦,经济多依靠酿酒榨油、航海与贸易。古希腊文明从其始便具有工商、城市文明的特点,由而产生公民制与政治民主。再。我们讲希腊文明,多强调它的城邦、工商贸易,但古希腊还有一重要元素被忽略了,这就是海盗传统——广义的海盗。荷马史诗所吟咏的阿克琉斯即是海盗,“我坐船去毁灭了12座城,并且在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毁灭了11座城,我从这些城堡得过无数美好的财物。”。海盗是海洋文明的开拓先锋。近代西方国家与古希腊很像,工商、城市、加海盗,这也是他们特别重视古希腊文明的原因。

再,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也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益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及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是有来源和借鉴的。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原生文明,主体上没有继承、借鉴它文明的好运气。

古希腊的历史总共600多年,鼎盛时期不过200多年。古希腊灭亡的原因之一即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与中央集权,其数百个城邦,纷争内战频频不断,战事远多于其它地域。希波战争中,希腊虽然最终战胜了波斯;但之后,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却爆发了延续近30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内战耗尽了希腊,最终被新兴起的罗马所灭。反之,古希腊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延续了古希腊文明,并将之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地域。前前后后,古罗马存在了近两千年——包括东罗马。向前,罗马吸纳了古希腊;在后,罗马收纳了基督教;罗马构建了“希罗基”(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完整框架。当今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古罗马的子孙,包括美国、俄罗斯。如果古罗马不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制,就成不了帝国,如果不是帝国,就不可能征服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域,而非此,古罗马就不能整合如此庞大完整的“希罗基”文明体系,进而也就不可能有当今的欧美诸国。同理,古代中国文明与之类似,只是中国文明的扩张是融合,而非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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