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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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将人类古代的帝制——所谓“封建专制”与毛极权制度相混肴？因为前者属于文明，后者是反文明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事实。

我们看毛“新中国”的三十年（毛后，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暂不论述）：

一、剥夺全民私有财产。农业，没收所有农民土地、牲畜，地主被抄家，掠走所有财物。工商业，没收私人企业、厂矿、商店、房产，以致小饭铺、裁缝店均收归国家。全民无私产，赤贫，唯有效忠“党”，为其所奴役。

二、摧毁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自治，朝代变，国家变，但中国农村社会不变。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但中共统治，大规模屠杀乡绅，摧毁乡村自治社会，在乡村建立党支部，设立民兵，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乡村基层，进而成立公社。以致数亿农民沦为“党”的农奴。在城市，取缔或收编所有的民间团体，党控制每个单位、街道、个人。人类文明传统中，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层次，国家由政府专权管控，但社会则是民自治，这是文明的正常形态。因此传统君主或帝王专制是有限的，仅限于国家层面，而社会是民治。而共产极权摧毁民治社会，将社会从民手中夺过来，由“党”来控制，以党取代社会，由而党权力便控制到每一个人。这是共产极权统治与传统君主、帝王专制的重要区别。

三、大规模屠杀、迫害，实行恐怖统治。毛统治以“革命”治国，而革命就是“枪杆子、笔杆子”。土改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镇反又杀了百万以上的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反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监禁、流放、劳改。文革，近200万人无辜死亡，十数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0多万，700多万人伤残。胡耀邦说“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毛时代，人不仅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哪怕不经意地说错句话写错个字——即使是孩子，都会遭至灭门之祸。“党”监控到每一个人，鼓励“人民群众”相互揭发斗争，儿女检举父母，学生告发、批斗老师。“党”控制公检法，随意地抓人、刑讯、关押，乃至处死。文革期间，红卫兵更是可以随意地抄家、施暴、虐杀。

四、剥夺人的基本生存权。“新中国”，言“自由”、“人权”乃是反革命罪，甚者会被处以极刑。“新中国”之残酷，不在没思想、言论自由，而在于人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人生理性的生存被压低到极限。“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各级政府设置人事部，城市住民不得迁徙、改换工作，除非是“组织”调动，或经过其批准。农村，农民不得更改农民身份，不得迁离本村，不得去城市做工，饥荒时，即使饿死，也不得外出逃荒。毛时代，农民一年劳动所获，除留下口粮外，全部充公，而留给农民的口粮则压到最低限度，至邓改革前，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区农民一天劳动所得仅有几分钱。六零年前后几年，3000至4000万农民饿死。在城市，实行配给制，除特权者外，居民仅仅是勉强维生，衣食、日用品、住房均被压到最低限度。

五、国家以“革命”为本。中国传统文明是以民为本，而毛则以“革命”为本，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将人民投入持续的灾难。对其外，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战争、以及援助第三世界各国革命；对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毛之“新中国”，就是将中国打造为全世界的共产革命基地。毛的一生及他的意识，中心就是革命、造反，为之不惜毁掉中国、人类。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毛“革命”即：暴力与乌托邦妄想，以前者去实现后者。

六、等级制的“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封建制，人没有固定的身份，因此不是阶级等级社会。中国有官民、贫富、贵贱之分，但都不是固定的阶级，民可为官，富可变穷，贱亦可成贵。这与欧洲封建制完全不同。中共立国后，一是实行户籍制，二是实行阶级等级制，这是其极权统治的两个办法。在中国，政府为每个人设立档案，档案中有两个栏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这就是其被划定的阶级。在社会学上，由非阶级等级制转为阶级等级制，是社会的大倒退。

在制度条文上，中共的阶级等级划分是：一、革命干部、军人；二、工人阶级；三、贫下中农；四、平民；五、知识分子；六、资产阶级；七、地富反坏右。

在事实上，革命元老、党政军各级领导是国家统治阶级，也是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掌控国家各级政权和财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党信任的阶级，党榨取他们的血汗，但也利用他们的愚昧和暴力统治社会。平民是中性的。知识阶级，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一方面控制他们，一方面利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党之所以将他们的地位置于工农阶级之下，就是利用工农的愚昧和暴力，压制威慑知识阶级，羞辱知识阶级，让其自卑，擡不起头。同时，也在政治上收买工农阶级，让他们觉得是自己高于只是分子，是国家的主人。再，党制造出来的两个敌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资”阶级。他们在社会最底层，是“贱民”，任人歧视、践踏，并且党给他们戴上“国家、全民敌人”的标签，他们可以被随时随意地拉出来批判、斗争、殴打、游街，乃至被公审处决。党之所以制造出来两个敌人阶级，就是为了实行恐怖统治，威慑全民，领袖、党随时可以将政敌、异议者、不听话的人、不忠诚的人、甚至看不惯的人，打为敌人阶级，让他及其家人永不得翻身。毛制造操纵“阶级斗争”，既清洗政敌，又威慑人民，鼓动人民群众的盲目革命激情，而人民也可以自觉高人一等，有了可以发泄不满、怨愤、暴力的对象。阶级斗争是实行极权统治的主要手段。

七、领袖制。中国传统帝制是一完整的政治体系，皇帝有终极裁决权，但并非随心所欲，皇帝有天——崇天、有仁德要求、有史、有祖训、有传统、有制度、有礼仪、有官僚集团的制约等等。国家、百姓罹难，皇帝要发罪己诏。但共产极权实行领袖制，斯大林开创在先，毛将之推到极致。革命领袖是现世神，高居一切之上，没有任何制约，可肆意而为。毛说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镇反，他指示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杀人。反右，毛先是信心满满倡导大鸣大放，一看势头不好，转眼就镇压，将数百万人打成右派。大跃进、文革都是毛个人异想天开的“伟大创造”，前者饿死数千万人，后者让数亿人彼此恶斗残害，折腾了十年。

八、全面毁灭文化。在中国秦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秦始皇焚书坑儒均是大罪大恶，可见历朝历代是如何尊崇文化和知识人。但“新中国”建立后，则以国家暴力，有计划地全面彻底的摧毁中国文化、迫害知识阶级。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共产革命与极权，否定人类全部的历史和文明，并欲以人民暴力摧毁之，而在地球上建立万年永固的共产天堂。中共夺取政权后，毛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清洗知识人，摧毁所谓“封资修文化”，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思想改造运动、反右、乃至文革。自“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除极少数外，几乎没有不曾遭受过迫害的知识人——包括党内知识分子，甚者处决、自杀、终生监禁、流放，轻者批判、斗争、自我认罪、下放劳改等等。中共所谓的“封资修文化”，“封”即中国传统文化，“资”即西方文化，“修”即苏联文化——这一条是斯大林死后补上的。也就是说，除了马列思想、毛思想，人类所有的文明、文化均是糟粕、反动的，要打倒、摧毁。先是禁、批、改：禁书禁言禁思，对人类之历史、文明、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改历史、教育、改文字、改风俗；一路推进，到了文革进入疯狂状态：烧书、砸学校、斗老师、挖坟掘墓、换街名，连老屋门上的字都要抠了。最盛时，全中国只有一本红宝书，全国人民的忠字舞，文革末期才又增加了八个样板戏。当今，中国社会及民族的整体流氓化，根于毛时代对文化的彻底摧毁。

九、颠倒文明价值。文明是困难的，因此人类自古以来就是竭力维护文明。国家、民族是共生体，不论其对外如何，但对内的文明原则是共生，扬善止暴，因此其核心价值是：仁爱、公正。任何文明体，任何时代，其终极价值都是如此，否则该族群即彼此残杀，这也就是国家、民族崩溃、解体时的现象。基督教文明的爱、中国文明的仁义、佛教的慈悲、犹太教的十戒、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生原则，而且这些核心教义、价值是人的言行准则，充盈社会日常生活。

而中共革命与极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并且暴力与专政是根本手段。毛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的哲学史斗争的哲学”。说到底，中共革命是：贫民抢劫有产者；游民消灭精英，夺取政权；愚众打倒知识阶级；野蛮推翻文明；砸烂以往，开新天新地。其是以仇恨为始，暴力摧毁为行，虚妄为目的的革命。仇恨、斗争、暴力是中共革命与极权统治的核心，即毛所说的“纲”。我们说共产革命与极权是反文明的，是有根据的。看看中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以澎湃为代表、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土改、“新中国”的镇反、大跃进、文革，在今天看来都是恐怖主义的，比伊斯兰国更甚。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作为游民革命与政权，中共自然是野蛮而残暴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观之，便是当然之事。看看毛时代的“新中国”：以穷为贵；以卑贱为荣；崇暴力，鄙礼仪；尚愚昧，毁知识文化；灭精英，而举愚民；仁义道德为反动，苦大仇深、造反为真理，等等。清楚这些，就会明白毛之“新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残暴、荒诞。在人类文明史中，这是最可悲的一幕。

十、劣胜优汰，民族野蛮化。中共集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下层知识青年。他们经“五四”新文化洗礼，叛逆传统、社会，但个人却无出路，受左翼思想影响——当时世界是左翼思想为时尚，因而接受了共产意识，投身共产革命。在共产革命中，他们类似神甫，是共产意识的布道者、凝聚剂，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国的共产革命。但正是由于他们信奉共产主义，有知识，而不断遭到清洗，可以说，除个别人外，他们几乎没有逃脱被清洗命运的。二、社会流民精英——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边缘，不务正业，低文化，却生命力旺盛，不甘命运，反社会，有野心，有能力。他们投身共产革命是打天下，实现抱负，出人头地。此类人，在任何乱世，都会是造反骨干。在共产党队伍中，他们是中坚，是实权实干派。中共各级领导主要是这批人。刘青山、张子善是赶到当当上，被倒霉地抓了典型，但中共干部，从上到下大多如此。因此，毛愤愤地谴责“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也确是毛要反动文革的原因之一。但毛本人也是一与二兼有之。三、被裹挟进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中共胁迫强拉进去的，比如土改中，大批农民被强征入伍，为中共去打仗。再，一部分农民是因为灾乱中失去生计，为了吃饭而加入中共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听信了共产宣传，而投身革命。此类人中，能力强的会晋升为骨干，被提拔为干部。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为中共的炮灰。

中共靠枪杆子打天下，赶走国民政府后，以军队接管中国各地政权。而中共军队各级领导大多是以上第二种人。他们多是杀出来的，没文化，或低文化，残酷、愚昧而妄为。建国后，中共在官员、干部遴选制度上，实行阶级划线，信任“工农兵”，从他们当中提拔苦大仇深的、效忠“党”的，敢于“斗争”的，而排斥知识分子，排斥“地富反坏右资”家庭的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清毛时代中共政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其性质是什么？

毛“新中国”，中国的各级政权，从基层农村，到区县、省市，到中央，乃至毛本人，主体上是由游民——流氓无产无业者掌握。中共政权本质上即是流民政权，近乎太平天国——中共是成功的太平天国。这也就是中共统治为什么如此黑暗残暴，能做出大跃进、文革如此荒谬绝伦之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各级官员多是愚昧残暴的流民。看看大跃进中，李井泉治理四川，吴芝圃治理河南、张仲良治理甘肃、黄巖治理安徽……。他们与毛治国是一个模式，即流民当政，毛与他们是大小之别。中共土改之残暴，也是因为中共在土改中依靠的对象——土改积极分子，是乡村的苦大仇深的人、混混、二流子。整部中共革命与统治都是如此。文革，老红卫兵们豪情万丈，抄、烧、砸、虐杀，他们只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父辈，而且是小巫见大巫。

自然，凡加入中共的也会接受共产意识，并受党组织的约束，但是共产意识及革命本就是主张暴力、残酷斗争的，反人性，为“主义”不惜摧毁一切，这就是使流民的暴力合法化、正义化，由而也就更加残酷。毛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夸大了自己，如果没有背后的苏俄，毛连延安的山头也守不住，“新中国”与其说是中共的胜利，不如说是红色苏俄的胜利。再，秦始皇、马克思再怎么糟，都不会搞出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那么荒唐的事。毛哪里是治国，而是无休地折腾、施暴、作孽，他就是洪秀全加李自成、张献忠。从延安到“新中国”，斯大林在，对毛是个罩子，斯大林一死，毛就起身造反，毛的梦想就是，在斯大林之后，当全世界共产革命之王，将中国打造为世界的“金田”根据地。

中国自古都是举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科举制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明取向，这个取向的核心价值是仁义。国家的官员、人才的选拔，以仁义为基本原则；国家要交给文明程度高的、有教养的、贤能之人来治理。而毛时代中共政权的官员、人才遴选制度是以“阶级划线”，在实践斗争中从“工农兵”中选拔，最典型的是文革期间从造反派中选拔中央领导；工人军人进驻大学领导大学；废除高考，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在文明史中，这是逆向文明，优汰劣胜，结果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大倒退：贫穷化、反智化、野蛮化、暴力化，也就是反文明。

毛后，邓实行改革，改变了毛路线，比如放弃阶级斗争、发展经济、重用知识分子、恢复高考、对外开放等等。但为了维护中共政权，邓定下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由极权进入后极权时代。由于有“四个坚持”的限定，中国即无法恢复文明的核心价值，即正义。没有这一条，文明的整体秩序即无法建立。虽然，表面看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华昌盛，但国家、社会的内部却是散乱、非秩序的，其稳定的维持与运转，主要是依靠利益与暴力强制。中国社会既缺乏共识、公义、道德、信约，也缺乏法治，国家、社会趋向黑社会化，民族、人民则趋向流民、流氓化。中国的前景很悲观，很难逃脱大崩溃的命运。这此种不幸状况是毛时代既奠定的。

十一、翻版的天平天国。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因此中国传统政治重实际，重人性，保守，求稳求容，求天下太平。当然，所有的政治都有黑暗、残酷、权谋的一面，但中国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是：仁政、宽容、融合、中庸。但共产革命与极权则是将所有的事做绝的政治，其虚妄一个乌托邦目标，施以暴力革命与极权统治，横扫一切。毛“新中国”三十年，灭了地主、乡绅、资产阶级、知识界、传统、“封资修”文化、各宗教，毁了教育、大学、几代青年、无数家庭，滥杀施虐、死了数千万人，几亿人遭受各种迫害。毛以共产主义教，取代了洪秀全的上帝会，重复了前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太平天国、毛革命？很难说。

以上十一条，是毛“新中国”极权统治的要点，我们看看其中哪一条与中国传统帝制相同呢？二者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后者是文明的，前者是野蛮、反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