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组织交心，他交出了自己的一生

收藏过不少份右派分子的档案资料，但这份右派分子项启椿的资料却是最为丰富翔实的，里面不但有他右派言行的定罪材料和别人对他的检举材料，而且还有在整风会上的历次发言的会议记录摘要原稿，以及当时他在整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和原稿，甚至还有他自参加工作以来的多份鉴定书和情况登记表，同时材料里还有一份五十年代前期写的“自我检查书”。与其说这是一份“自我检查书”，不如说这是一份向组织交心的决心书，从内容上可以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年青人的心路历程，他是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完成了他自认为的脱胎换骨，可惜，不幸的是，这样一份坦诚的决心书的内容最后却成为几年后他被划为右派的证据。

“自我检查书”部分内容摘要如下：

【我是一个封建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父亲搞过区长、歇家、乡民代表，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做了许多反人民的事。我是在他长期教养之下长大成人的，做了他的忠实奴才，养成了所谓孝子贤孙的封建品质，所以对他是毫无阶级仇恨的。由于这样，对人民革命就造成了许多罪过，在政治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解放初，我毕业了，由于他不肯我受共产教育，所以就在家中，在我的思想上来说也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希望国民党，并且同他跑过。后来家庭由钓鱼咀搬到乡下，目的是为了他躲避风浪，在清匪反霸时与镇反之前，他跑到姐姐家去了，叫我去找乡长打条子。这时正是我帮助家庭摆尾巴的开始，思想上以为革命是短时期的，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的，一定是帮他打条子的。于是我就去找乡长，但结果未遂。这样家中惶恐起来了，就将家中的粮食衣物移到别人家准备待援而动。第二天乡长就来跟我们说你要把他找回来，不过只关两天，土改结束后就放，保险你不要紧，于是我就决定去找他回来，可是到那里后家中马上赶（写）信去叫不能回来，加之他也不肯回来，这样就叫姐姐回来，把屋里东西分散了，租了外祖家个船全家逃跑了。在外面有个把月时间就被民兵捉回了。回来后，群众对我们也未怎样。这时候我亲眼看见农民起来了，全国各地也基本上得到了解放，思想上就觉得国民党是绝不会卷土重来了的，而只一心想营救父亲，意味着做一个千载流芳的孝子。有一次共邀过二十多个人到别个家里向农民说好话，要求他们把他保出来。……这一连串的行动，都充分证明了我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浓重，对农民的翻身是有抵触的，并严重的损害着人们利益，立场是完全站在家庭一边的。

另一方面财产问题，在走的时候是分散了的，（转）移的谷子，是人家帮着卖了，把钱寄到我们了，外面就只有衣物了。回来的时候，干部就说，你们的东西要搬回来，是你们的又不没收，如果查出来了就要没收的。我于是就同二个干部去把衣服搬回来了，还有一部分就未弄回，不过这衣服群众是未过问，还是放在家里，因为这样母亲就又把他移了一部分到别个家里了。后农民怕又叫我们弄回来了，然她不死心，又把衣服弄了几件放在钓鱼咀场里姨妈家。土改开始了，父亲由县弄回准备斗争，母亲害怕吊死了，这时在我思想上认为是群众太过火了，而未看到家庭的罪恶，对农民极端不满。后来对在外面的东西，我就以为她死无对证了，总是推我我不倒。……土改时家中划为富农成份，群众说我们与他（指他父亲）分开，只没收了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我们照顾了。在外面的东西也就这样混过。从这里我开始感到农民还是讲道理的，居然把我们分开看待。后来经过了三大运动，看见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使我逐步对农民不感愤恨了。在五一年夏季，本乡开办学校，群众认为我未有多大问题，可以教书，这样就踏上了教育界，这使我思想上更加清楚了，也不想营救他了。但对他还是有些所谓好之情的，比如他在天门劳改时，经常替他送衣服，给零用钱，总是有些怜惜他，从怜惜里面也可说对农民是还有不满，并且对于家庭这些分散的衣物是始终有些模糊不清的，以为群众也未十分注意，我也就不报。……这些都是我的封建思想在作怪，是毫无革命感情的，也同样是未站稳立场的，对人民教师的称号真是一点也配不上。

这样搞了一个学期，在今春参加了讲习班，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学习，思想上有了些转变，在今年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可是自己对组织方面是不是认清了？在区里总结会上思想可说是有些觉悟的，想谈出来，也准备谈，结果因为自己这样糊涂的考虑着，在今年一段工作中，组织上对我可说是有些好的看法，现在如果一说出来的话，组织上一定会另眼相看，同志们也一定要鄙视我的。所以结果只谈了一部分，同志们还认为我很进步，在鉴定上给我鉴定了一条肯于暴露问题，反映的也很好，所以提拔我当了校长。这证明了我是蒙蔽了组织也蒙蔽了群众，思想更加沉重了。……（接下来的一段专门讲他的思想斗争，主要是讲对于隐瞒的这些衣物是否要向组织交待。）但经过曹助理的警告，你不要再自己前途上犯了错误，又听了王县长的报告和几天的讨论，在思想上做了痛苦的斗争，后熊同志与我一次谈话又给予了我一个大的鼓舞，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一切错误行动，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这次将我错的一切问题毫无保留的彻底交待，勇敢的脱裤子下水，不洗净不休，也认识了只要肯于暴露，彻底暴露，才是进步，才能将我满身污血洗净。只有这样党组织才会无二心的相信你，才能很好的加入组织，深深感到我以前的一切错误行动，都是严重损害着人民革命的，做了封建阶级的牺牲品，陷身在腐朽的污血潭中，只有经过这次的思想改造，才给予了我再生之路，重新做人。

补遗：在立场方面今年虽说断绝关系，然思想未有断绝。四月间写信回来的时候，我这样说过“久病无孝子”，这说明我根本上不是断绝了关系，而是在自己经济上不许可，并且有时谈起来了这样说，“他当然未有得罪地方，不然的话早就枪决了”，对他的罪恶是毫无认识的。

在×家集被捉是，我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慷慨点”，动机就是要他临难不屈，忠于国民党。由天门提回时，我曾哭过他，认为他几十岁了还受牢狱之灾，并提汤（给）他喝过。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的思想是极端封建的，立场不是站（在）人民大众这方面的。】

不用多说，这是一份可以说是痛快淋漓的自我否定加批判的“自我检查书”，虽然他的父亲被判刑，他的母亲因躲避斗争而自杀，但他经过了多次的思想斗争，最终完全站在农民一边，与封建家庭决裂，和做过国民党区长的父亲断绝关系，把隐藏的财产交出来，最终成为了一名教师，后又成为了校长，当上了干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项启椿是当时少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出身不好的身份，成功跻身成为国家干部的人之一，当然，他所做的一切在强权政治的淫威之下都可以理解，或许说他也是无路可走，只有选择与旧家庭决裂才能够得到他想得到的认可。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作为校长被安排到荆州教育干校脱产学习，在干校学校期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向党提建议，在《项启椿在荆州教育干校整风运动中的反动言行》中“运动中的表现”里可以看到他的积极态度和行动：

【我校同学们鸣放开展不久，以王守感为首组织的所谓记者协会领导全校的鸣放，王为正主席，他为副主席。自任主席后，不论大小会议的发言，总是捏造事实，痛斥怒骂，摩拳擦掌，怒气冲天的挑拨、煽动、迷惑群众的，向党进攻，其方法是大小会点火，打击先进，拉拢落后。如胡学坤放了两三周，感到放完了，于是借大会所放之毒画了一幅漫画，项就抓住了他的特点（会画）作为他向党进攻的工具，便以主席兼社长的身份加以一番鼓励和夸奖，就冲昏了胡的头脑，借大会所放的毒接二连三的画了不少丑化党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漫画来了，他在这次运动中想尽了一切办法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因此将我校搞的乌烟瘴气，一边达到他反党反人民之目的。】

当时，荆州教育干校还专门办了一份《整风快报》，档案中有两份有关他的文章，一份以笔名“不满”发表的《少爷和小姐》，批判城市机关中的干部的腐化生活方式，还有一篇是整版的他的发言稿《谈谈中外大事》。平心而论，项启椿的这些言论确实处于好心，为党着想，甚至为某些现象为党担忧，比如他的右派言论罪状之一的“反对党的统战政策”：“他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疑惑的，也是极端反对的。他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始终是有区别的，如果民主党派长期发展下去，是否允许我国有两种政治力量存在呢？他认为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与共产党平行发展，相互竞争，他说，如果准民主党派发展，就会让野心家们利用它做政治资本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他主张让现有民主党派的成员拖干了事，消灭为止。这种主张是有意破环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反对党的统战方针。”反右的重点之一是打击民主党派，项启椿投其所好，发表言论，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言论也能成为罪状。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某些组织的做法是牌坊要自己立，婊子可以让别人当。

他被划为右派的言论这里就不多说了，全国右派的言论都离不开那么几点，比如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诸如统购统销政策和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否定成绩等等，项启椿的罪名也无外乎这些，但是，在定罪的时，组织上是这样先对他的历史进行了评定：

【项启椿，笔名不满，男，年24岁，家庭出身小土地经营，本人学生出身，初中毕业程度，系天门候接乡人，任天门八市小学校长，现调此学习，在51年参加教育工作，在54年入团。

项的父亲名际堂，系国民党员，劳改释放分子，曾任过反动派的区长，乡民代表，他的母亲与他父亲打皮绊，以致霸占为妻的，在土改反霸时上吊而死。解放初期全家逃跑在外。

项的反党反人民的言行是激起严重的。解放初期全家逃到乡下，总认为共产党搞不长的，在清匪反霸之前，项亲自要求找乡长给反革命父亲打路条好逃跑，乡长说：“不要紧，你叫他回来”，他见势不好，将家中财产分散，全家逃跑在外。群众觉悟起来才将他们捉拿回来。尤其是当他父亲被捕之时，更加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他对反革命父亲说，要慷慨点，其用意就是叫他父亲临难不屈，要忠于国民党（摘自自我检讨），被捕后他到处软化群众收买干部，哀求将父亲保释出来，又一次他哄骗了20多个群众到处向别人讨好。正月初一给乡长拜年时送银元一元收买乡长（遭到拒绝），当把他父亲来回来斗争时，他痛哭流泪病煮汤给他的反动父亲喝，这时他的母亲也威胁群众，想缓和斗争，自杀而死。项怀恨在心，对党对人民非常仇视，从他参加工作以后的表现就知道了。】

罪恶的历史，都来自于他那份向党交心的“自我检查书”，原本一份出自内心剖析自我思想斗争过程的检查书，却成为几年之后被定罪的依据，项启椿此时不知有何感想？他究竟是交心还是交待罪恶？项启椿错误地估计了这种与旧家庭决裂的自我救赎行动在当权者眼中的作用，他也许以后会明白，他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他的一生的道路，任何自我救赎的行动都是没有用的，在组织上对他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上所下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他出身于小土地经营家庭，父亲系国民党员及伪区长、乡民代表，所受的反动教育是极其深刻的，从他反革命父亲被民兵捕捉时就可以看出他的反动本质来。他对他反革命父亲说要慷慨点，临难不屈，要忠于国民党。用不着说他的生活也是极端反动而腐朽的，解放后不仅在生活上不能享乐腐化，而在政治上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了，加之父亲被捕，母亲自杀，因此反扑不敢，仇恨在心，只稍有可趁之机，就以反面性的毒言，大肆讽刺谩骂。在此鸣放中以为良机已到，趁此胡作非为，大肆煽动，以便达到他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复辟报仇之目的。

向组织交心，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完全敞开，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向组织坦白，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裂，让自己在组织面前是个透明人，把一切都交给组织，然后你的把柄就握在组织手里，组织不但控制了你的思想，也控制了你的未来，在需要的时候，你的交心就成为了你的罪证，至少项启椿就是一个例子，他向组织交心也交出了他的一生。

项启椿被划为右派后，被判劳教，在湖北周矶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0年10月被释放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1962年又重操旧业任某小学教师，1969年在疏散城镇人口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档案中最后的信息是1973年填写的《五类分子登记表》，显示在原籍进行农业生产。

201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