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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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组织、共产革命，以及共产党的极权制度，这些均是西方文明中变异出来的，是西方正统文明的异端。中国传统上的本土文明产生不了这些。不是说中国传统文明更好，而是中国传统文明中不具有自生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的基因。比如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根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精神。而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甚至没有“解放”这个社会词语。苏共之成功，得益于共产党组织系统的建立，严密、秩序、有效、高纪律、有共同的信仰、有牺牲精神。作为世俗的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人完全没有创建此种严密而有效的组织的能力。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就会知晓，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来于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的异化，特别是早期基督教会。而欧洲、俄国共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延伸和极端化。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剧烈的冲击和巨变，在翻天覆地的裂变中，欧洲产生了种种极端的思想、主义、运动、革命，共产主义思想与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共产革命的宗教性、绝对化、排它性、极端性，也是和基督教一神崇拜相关的。

在欧洲，有关“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影响也并不大。只是在落后的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将之打造为宗教。这包括：将共产意识神化，为解救全人类的唯一真理，并使之成为精神信仰。将领袖树立教主，先是马克思、再是列宁、再是斯大林，他们是神，崇拜的偶像，绝对正确，即是共产真理。党组织宗教化，以共产信仰为凝聚、确立领袖的权威、神秘化、集体化、个人对组织绝对忠诚、惩罚叛逆者、清洗不纯者、定期学习汇报思想、建立崇拜仪式、宣誓尽忠、奉献、为党牺牲生命，等等。在基督教历中，凡叛逆的异端教派，都会建立类似的教会组织。再，共产主义的排它性——一神教，否定人类既存的所有宗教、信仰、思想、制度、文化，并欲消灭之。

苏共正是在落后的俄国将“共产主义”打造为宗教，而有巨大的号召、组织、行为的力量，特别是收到了加以残暴的国家力量，而将苏联建立成庞大红色“神权”帝国。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席卷全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被打造为宗教，从而为十数亿人所信奉。近代，新旧时代交替，世界陷入混乱，危机重重，人的意识、思想、精神尤其如此。科学击垮了传统宗教，唯物论泛滥——以科学解释世界，但是人生命的深层有宗教的需要，于是貌似科学的共产主义便很容易地被宣传为拯救人类的新希望，于是便成为了一种现代精神信仰，加以“党”及其所推动的运动、革命，便成了宗教——一种现代异化、异端的宗教。

共产主义革命成为宗教的危害是：1、欲在世俗人世建立彼岸的天堂——共产主义；2、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共产天堂；3、共产意识为唯一真理，批判、否定人类全部文明，并以暴力摧毁之；4、以领袖为现世神，全民膜拜；5、否定人性，生命的价值，大规模屠杀；6、建立极权制度，对人的全部剥夺及完全的控制。

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苏共领袖们的打造，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地成为了宗教，并夺得俄国的政权，建立了庞大的红色苏维埃帝国，斯大林为教主。斯大林早年是东正教第比利斯圣灵神学校的优秀学生，但他以后叛教，投身共产革命，并且他最终以国家暴力摧毁了东正教，将俄国打造为“红教”极权帝国，而他则将“帝王”及“教皇”集为一身。于此，斯大林的确是天才，“伟大”而残暴的“现世神”。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帝国，还有一个制度来源，即蒙古帝国的全民军事化——千户制。蒙古曾统治俄国200多年，对俄国的影响深远，“蒙古”是俄国民族血液的一部分。斯大林所建立的通过“党”来统治国家与全民的制度，综合了基督教会与蒙古的千户制的组织形式：在城市，将全体市民组织到各种单位——厂矿、机关、商店、学校、医院、街道…….；在农村，将全部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而“党”在单位、军队、集体农庄均设立组织——由基层始，对之实行控制与领导。而党组织是金子塔式的，上级管辖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逐级递升，集中到中央，再集中到政治局，而政治局则全全服从领袖斯大林个人。这是苏俄创造的国家极权模式，中共及“新中国”整部“党”、军队、社会、国家组织模式的都是由此而来的。

中共是苏共创立的，这是苏联红色帝国部署东方战略的一部分，是苏共势力在中国的延伸和扩张。中共的人员组成是以上所说的三种人，但是苏共以共产信仰、党的组织模式，将他们收编。苏共与中共的关系是主体与从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且苏共给中共提供资金、武器、军事顾问，甚至直接任命，改换中共最高领导。虽然到延安后，中共有了某些独立性，但基本还是受苏共控制和领导的。比如毛本人就是斯大林选定的中共领导者；再如，西安事变，按毛的意见是要杀掉蒋，但斯大林指示释放蒋。二战后，也是斯大林指示毛赴重庆和蒋谈判——毛本不想去。国共内战，毛和斯大林的意见虽然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仍是上下级之间的分歧、矛盾；而在整体上，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是按照苏联对抗美国的大战略需要进行的，中共凡大决定都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有的直接就是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国共内战中，苏联援助了中共大量武器装备，非此中共即不可能打败国民政府。

“新中国”，整个国家建构模式都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军队、司法、公安、教育、宣传、文化……,可谓是全盘苏化。这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极权制度是苏联搬来的。苏联是“新中国”的教父，“老大哥”；“新中国”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的卫星国。

这里，我举一个象征性的事例。毛死后，尸体摆放在国家中心广场，作为永久“领袖”，供人世代瞻仰膜拜。这是向苏俄学来的，列宁、斯大林死后，尸体被供奉在红场。一个国家将尸体“保鲜”，作为“神”，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膜拜，这是及其野蛮、恐怖、愚昧而又丑陋的事情。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事情，这是红色苏俄的“伟大创造”。不要小看此事，这是共产革命与极权的终极象征，显露了其掩盖的本质。共产意识宣扬唯物主义，但是共产党却需要制造神，用以鼓动人民革命，并统治人民。神是不死的，而“领袖”却会死，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他们的“唯物”办法，就是将领袖的尸体“保鲜”，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继续膜拜。但是他们不会懂得，在宗教中，这是尸体崇拜，尸体崇拜是对死亡、地狱、魔鬼的崇拜。因此，在人类种种文明中，都是将人的“尸体”恭敬地送走，或埋于土，或焚于火，送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冥界，而将生留给此世，而死者的魂灵也由此解脱。唯物主义可以解释物界，却隔于人的生死，当共产党背弃、摧毁人类既往的文明传统，自己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崇拜尸体的邪教。共产革命之如此惨烈、残酷、凶恶，乃是根于革命党内心之“深仇大恨”，由而迷恋暴力、虐杀、残害、屠戮、死亡，就是要施暴、摧毁、呈见地狱。尸体崇拜，是共产革命的象征符号，如果再加上红色党旗——鲜血、镰刀锤子的党标——暴力符号的，这幅象征图像就完整了：死亡、鲜血、暴力。以宗教意识看，共产党就是魔鬼教。其苏俄传入中国，并最终统治了中国。

由上，我们可以看清，中共革命及“新中国”，其思想意识、党组织、国家极权模式都来自红色苏俄，而与中国传统帝制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共革命、“新中国”与中国本土传统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中国本土的流民造反，被纳入了苏共的政治模式：共产意识、党组织、极权制度。这就使中共革命不再是中国传统上的流民造反，而成为有中国特色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道德伦理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与价值，国家、社会均是按此建立秩序的，而且国家、社会这两个层面也是由儒家思想、伦理纵向贯通。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中国国家虽然庞大，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规模很小，自然农业的氏族社会大者也就千把人，小村子不过百多人。中国的民，在氏族社会内，遵从儒家思想伦理，是文明的；而如果个人出离氏族社会——包括天生的罪犯、混混，或者氏族社会解体，其变成为流民。古代中国，国家对民没有保障机制，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无依无靠，生计无着，于是求生便是唯一之事，为之付诸暴力也是自然之事。流民相汇就是江湖，进而形成黑社会，江湖、黑社会也讲“义”，但是暴力为本。如果遇到国家战乱或大饥荒，大批农民即沦落为流民，他们为饥饿所困，自生自灭，一旦遇有机会便铤而走险。聚众暴乱、造反。流民是中国自古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流民也是中国最具暴力和破坏性的力量。

上世纪初，大清朝终结，社会急剧变化，陷入军阀纷争的乱世，由而产生大批的流民。流民汇入苏俄到中国的扩张及左翼思想的潮流，便成为中共革命。中共革命是中国本土流民暴力与欧洲、俄国的共产思潮、革命及极权模式之汇合。这是中国文明及基督教文明中的两种异端、负值元素的集成，也就是两种文明中最不好的东西的集合，并由此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是中国文明的不幸，也是世界文明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