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不能抛开前苏联。
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那个“伟大领袖”特别崇拜斯大林,说他达到五体投地、亦步亦趋的程度一点也不过分。斯大林死后,他一心要做斯大林的接班人,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个掌旗人,也就是要做“东方阵营”的领袖人物。现存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资料,随便翻检都可以找到这个方面的证据,尤其到了“文革”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甚至公开打出“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口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嗤笑。据说尼克松访华与毛见面时,还以笑谈的口吻谈到了这个事,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尚未被他“解放”。
然而,让毛泽东最为失意的是,这种时候赫鲁晓夫却开始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批判斯大林,把斯大林剥得一丝不挂。毛所依凭的偶像被苏联人自己扯下了神坛,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闪失,于是就想阻止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反省。当然苏联人不会买他的账,于是他就在中国国内发动了血腥的“反右斗争”,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向中共所有的领导者显示了他的不可冒犯。这如同某一蠢妇与邻居吵架遭败后,回到自己家里关上门打自己的孩子,一为出气二为做给对方看。
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伏笔!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工业发展的最好。毛知道,想取代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凭着“小米加步枪”和一穷二白的经济虚势是绝对不行的。为了这个,他筹划出了“大跃进”运动,喊出了超英国、赶美国的口号。当时的苏联经济是不能与英国、美国伦比的,如果中国超过了、赶上了英国、美国,不消说也一定赶上、超过了苏联。有了如此的经济实力,中国就可以抛出大量的物资以“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拉拢全世界的“革命”势力,那么苏联还算老几呢?
大兵出身的彭德怀没有弄清毛的心思,只是直言“大跃进”的哪些做法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于是毛“反右”之后仅隔一年就掀起了“庐山斗争”,创立了打击、迫害党内最高层干部的先例。(“庐山斗争”实际上是为“文革”的一场小规模的预演。)最终,事实证明真理在彭德怀一边,毛的“大跃进”确实是一场极度荒唐的闹剧,不但寸功未建,还严重地搞乱、破坏了国民经济,把整个国家的建设事业摧残的一塌糊涂,让苏联,让西方看足了笑话。让全党、全体中国人民瞠目结舌。他的治国能力的底牌暴露无遗,他的颜面一下子丢得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进一步公开批判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毛依然顽固地宣称“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字不提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罔顾苏联人民与苏共对斯魔的憎恨,直言诋毁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谓、可耻的“中苏论战”自此开始。毛大骂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运动的“叛徒”、“反革命”,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毛向苏联派出代表团进行试探,新的苏共领导居然直接表示了对毛的藐视与厌恶,使得毛大失所望,终于与“老大哥”彻底翻脸,由媚苏转为全面公开反苏。
自1959年开始,中国被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折腾出了可怕的大饥馑,到1962年,已经有数千万群众成为饿殍。相信一亩土地能生产数万斤粮食的毛,依然一心要用中国的粮食支援“世界革命”,以博取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弹丸小国的欢心,他认为农民家里还应该藏有大量的粮食,于是就要求召开大区会议,要大家来解决粮食的征缴问题。大区的领导们自己无法弄到粮食,只好提议让下面的县长们也来参会。于是就促成了“七千人大会”。
两手空空的参会人员实在没有办法变出粮食,只好“实话实说”,于是把“大跃进”的恶果毫无保留地端上了桌面,毛这时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而且已经无法规避。但是,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委罪于天的花招,说是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大跃进”的错。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全部异口同声赞成毛的这种推诿,或许“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晚一点发生。但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公开宣称:“‘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话等于完全扯掉了毛的遮羞布。这个时候,毛深信刘少奇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定会揭露他“大跃进”的错误乃至所有的错误,一定会批判他。他完全可能最终落得斯大林那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赫鲁晓夫是他的敌人,当然,中国的赫鲁晓夫更是他眉睫之间的敌人。
对待敌人,毛一贯的做法只有两个字:消灭!
于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超级炸弹从“七千人大会”开始进入计时阶段,什么“学雷锋”,什么“读毛选”,什么批“三家村”,什么评“海瑞”,都是对这个炸弹的装填,不及四年时间,到了1966年,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引爆!轰然声中刘少奇倒了,“七千人大会”的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倒了,接着是清算、批斗、精神打击、肉体摧残。很多人折磨致死,很多人自杀身亡,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