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因编辑是一个正在受到国家意志推动的研究领域。基因编辑被列入中国在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基于基因编辑研究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
哪怕是从韩春雨的事件也能看出,中国的公众和官方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学家能够在基因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基因研究上,科学已经扛起为民族、国家争夺荣耀的大旗。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只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位本土科学家往往可以得到让他自己都乍舌的收益,资源和荣誉。
在这些科学大冒险中,违规者很少得到惩戒 ,而“成功者”报偿丰厚。
原创: 李珊珊 偶尔治愈 原文
两个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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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让全人类都毫无准备的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出生了,她们的基因是被修改过的,暂时还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谁。基因编辑的操刀者、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在体外受精阶段,就直接修改了胚胎的基因——让两个女婴出生后就天然拥有抵御艾滋病毒的能力。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科技造福人类的大美之事,但几乎所有相关的从业者都将其视为对整个基因工程领域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和威胁。
在一份122名中国科学家的联署声明里, 将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称之为“潘多拉的魔盒”,并呼吁 “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诞生于2012年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可以熟练地将它运用在食品、药品、猴子胚胎、甚至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上。
通过这项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对特定的DNA片段进行“敲除”或者“插入”,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某种疾病,更远一点,可以更强壮,更美丽,更聪明。
不加约束的话,理论上,人类可以定制人类。
不过,此前从来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 突破14天早期人类胚胎这个伦理和法律的禁区,更不用说,直接利用这个被修改过基因的胚胎生出两个几乎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婴儿。
技术本身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基因编辑技术脱靶的不确定性, 所谓脱靶,指的是,错误地编辑了基因,出现了不可预知的改变。
如果利用被修改的人类胚胎生下孩子,这些可预知的、不可预知的改变都将永久写入人类基因,并且按照遗传学的规律世代相传。
在2015年,人类第一次跨越红线,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在早期人类胚胎上 ,就有三分之一的胚胎出现了脱靶突变。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的研究团队也来自中国——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实验室。
如果用在植物、甚至是动物身上,基因编辑发生了不可预知的错误,植物可以直接销毁,动物执行安乐死也并非完全无法接受。
但是这种不可预知的错误出现在活人身上,我们能怎么办?
122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提到, “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没有人能预知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正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如果将露露和娜娜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微不足道的收益对比,你也会发现这次所进行的基因编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露露和娜娜的父亲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母亲不是。
根据研究者贺建奎的说法,修改过基因后,露露和娜娜生来就拥有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但问题在于,对艾滋病毒,我们有非常成熟的阻断技术。哪怕母亲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大概率不会被感染,如果只是父亲是感染者,阻断的成功率只会更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哪怕生活在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庭,通过正常的防护措施,感染的几率也不高。
露露和娜娜能从这项技术里,得到的非常之少。她们将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除了不可预知的遗传类疾病,考虑到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态度,露露和娜娜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对这两个婴儿“人道毁灭”、“限制生育” 这样毛骨悚然的言论,你就不难理解科学家的巨大恐慌,以及为什么说,这是两个让人类措手不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