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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就在贺的研究公布前两周，中山大学发布了《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其中，72.97%的人赞成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HIV感染”，更有20%以上的人赞成利用基因编辑进行增强运动能力（22.45%），提高智商（23.9%），甚至，军事应用（23.95%）。
这是个对科技和未来充满乐观的国度。这里的人们对科技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与崇敬，而所有被这里的人们热爱的科技中，顶受欢迎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弥漫着高精尖气息的基因的研究。
三年前，在距离贺建奎试验室所在的深圳1小时车程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基因科学家黄军利用同样的技术丢改了被废弃的人类胚胎中一个可能导致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实验用了86个胚胎，修改成功的有28个。
六个月前，跟贺建奎的实验室同在深圳的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的董事长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员工中不允许有出生缺陷，不允许患心脑血管疾病，还要求员工活到100岁。这家公司因19年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声名鹊起，之后陆续破译了从水稻、家蚕到SARS病毒在内的各种基因序列，并正在参与一个目标为破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因组的“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
这也就不难理解，11月26日上午，当人民网的报道“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发布时，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不是一项常规的，由同行评议的杂志发表的科技成果，然而，它却是中国主流报纸的科技报道喜欢的那种，“世界首例”、“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和“冲击诺奖”，最劲爆的元素一个不少。
然后，就像这世上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在高潮点上，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他人之所以不做是被伦理所约束着”，“这不是高端科学的突破，而是伦理底线的突破”，甚至，“这不是创新，这是用全体中国科学家的美誉度，去换你和你团队的知名度”。
媒体开始援引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中外国专家的批评，譬如：被修改的那个基因虽然可以使人不易感染艾滋，却可能会令人更易死于流感。更有媒体贴出了与这项研究相关的一份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
这一次，反对者们赢了。下午，坏消息接踵而来。
出现在美联社报道中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声明：自己没做过此项目；深圳市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声明：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正开会研究；而那份伦理审查文件也变成了一个罗生门，签字者们纷纷表示，自己不知情，未参会，“没签字”。
到了下午5点多，122名中国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除了表达了对这项研究为两位婴儿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的担忧，那份声明的末尾说：“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晚上，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该副教授已于今年的2月在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其研究工作为校外开展，学校并不知情，并表示：“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合学术规范”。
这类的声明日渐扩大，相关的部门都忙不迭站出来撇清。到第二日凌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我委从未立项资助‘CCR5基因编辑’等自由探索项目”，否认了自己对贺建奎研究的资助。
第二天是周二，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召开。那场大会上，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成了热门。对这项研究，第一位主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资深学者邱仁宗表示：“贺博士做的是生殖细胞基因组强化，这个操作是伦理上最难以接受的一种。”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Jennifer Doudna之一表示，“希望这一新闻不要损害到目前使用CRISPR技术的重要临床试验。”
部分学者甚至联名要求禁止贺建奎参加这次峰会。
但大会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只是，对于那两个基因编辑的婴儿露露和娜娜来说，他们再也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