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人生志业的启蒙–Juan J. Linz
我在社区工作了几年，也当过两个候选人的助选经理等等，最终我出国读书，去了耶鲁大学。初时我未很确定，具体将来做什么，有一个很大概的方向，但将来会做一个学者，还是从政呢？即研究是科学作为职业，还是政治作为职业呢？就是Max Weber问的这个问题，我的人生志业究竟做学术还是政治？我不知道，但当时在想，有很多政治家出身于耶鲁大学，就算我最后不做学术，我从这家学校出身，可能有助参选（众笑），所以选择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一年之后，我就很确定我的方向，因为当时遇到一位教授，深深触动我。他名叫Juan J. Linz，他是一个西班牙人，研究西班牙的民主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而我觉得西班牙民主化进程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在中国出现。
Juan J. Linz
西班牙经历过很惨烈的内战，最后在七十年代中期，西班牙人通过一个很和平的方式，成功民主化，当时建制内外的温和力量互动，大家把体制内很保守的人压下来，也把当时社会上很激进的，主要是共产党，也压下来，找到一条中间路向，将国家带向民主。
读中国历史，我们长年以来都在革命的怪圈里兜兜转转，不能摆脱，每次革命后，总换上另一个专制朝代，如何能走出这怪圈呢？
我想跟Juan Linz去研究民主化理论，特别是有关西班牙的民主化，才发现这位老师在研究民主化理论中，是手执牛耳，名满天下的几位学者之一。
Juan Linz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贡献，其一是将不讨政体分类。我们现在叫很讨厌的政权作“极权”，“专制”等等，但他认为要很小心，极权（极权主义）和威权（威权主义）不同，政权分类要注意标准，有不同向度，看社会中的多元化程度，例如经济，社会，政治是否多元化，有没有一套固定的意识形态，领袖从什么渠道往上爬等等，他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去量度。
为何要那么辛苦去做呢？他的研究指出，好些社会并非极权，只是威权社会，极权社会的例子，他认为正是纳粹德国，史太林统治下的苏联等，后来我跟他多番讨论后，他也认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应算是极权社会，其他的都是威权。极权和威权很不一样，政权迈向民主时，成功的可能性，或民主化后会否倒台或走回头路，都有差别，所以一定要知道政权的起点，才知道怎样做才能成功民主化，不详细说了，可以讲一个学期的。
第二个贡献，就是他开课教授的过渡政权，谈民主理论，谈一些政权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他基本上觉得极权社会不能走到民主。但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如此有名的学者，在我去读书的时期1988年，完全没有察觉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会于明年瓦解，未预计会有“苏东波”，即苏联同东欧的风波，即使这么大学问的学者当时也不察觉，觉得共产政权不会倒。
1989年11月，捷克天鹅绒革命，1989年底，东欧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及罗马尼亚共产政权相继倒台，苏联随后亦分裂瓦解。
有时我很同情我的师兄师姐，在我们学系，平均需要十年时间完成一个博士学位，师兄师姐的论文可能已经写到尾段，解释为何这些政权如此稳定（众笑），差不多要交论文时它倒下了！（众笑）
当头棒喝，原来你是不知道的！就像贼人半夜潜入你房子，你是不知道的，当政权强势时，就连顶尖学者都看不透。所以他后来苦思，本来以「极权「和」专制」划分，认为极权不会倒下，不会转向民主化，但结果并非如此，就像波兰，匈牙利，捷克，苏联也变。后来他再研究，发现极权社会经过一个自由化过程，已经不算极权社会，而是后极权社会（post-totalitarianism），譬如你看匈牙利，未崩溃之前，经济上已经非常自由化;波兰的农村从来是合作社为主，经济命脉不是国家控制，而且教会长期存在，90％波兰人是天主教徒，所以慢慢重新认识多一点，分类会多一点，想得更复杂。
他有另一课讲民主的条件，从专制稳定地过渡到民主，需要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不只能帮助其过渡，还能帮助民主体制建立后不会崩溃，就算最后有民主的话仍然要深化民主。
他提出五种条件，第一是公民社会，第二是法治，第三是政治社会，基本上就是要有反对党出现，再说就是市场，最后是行政有效而廉洁的单位。如果你具备这些条件，就能够很顺利地民主化;但若然社会里的这些条件很薄弱的话，就算来一场革命，建立了民主体制，也很容易倒下，会崩溃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做一些有关民主的事情，但只要你向着这些条件去做，你在铺垫民主的基础。
Juan Linz的着作十分苦涩，他矮矮胖胖，上课时会拿着两叠书，很多都是硬皮封面，三十本书放在桌子上，从来不让学生帮助他。课堂中谈到例如德国，他就会拿起一本书，朗读内容，读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众笑），我们互相对望又觉得颇有趣。我们觉得Juan Linz是一部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写论文用了十年时间也还未写完，已经写了八百页纸，他的老师是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国的政治社会学之父，他觉得很不耐烦，对他说：“你的论文够了！不能再写下去了！”就把它抢走，让同学帮他整理过后就递交了（众笑），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长的博士论文，有八百页，所以他经常批评我的论文只有四百页（众笑）。
这个人写文章很麻烦，由于他的文章太冗长太唠叨，很多书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将大部分文字压缩在注释，一页纸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注释（众笑），大部分内容要在字型十号的注释里读（众笑）。我们作为他学生，情况较好，他会把文章派给我们，可以直接读。
Juan Linz的著作特色，一页中，正文只占数行，其余皆注释。
他很多文章没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学问。耶鲁大学有一些活动会叫教授坐下来，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为什么会成为学者，我很记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书，对同学说：我一生人就是写了这本书，大家都清楚我写了很多文章，但最终未能出版，耶鲁大学也给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头衔。
耶鲁大学最高地位的教授是Sterling教授，他就是Sterling教授，他说我就只写了这本书，这种事情在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都不会发生，这个人一定拿不到终身教席（众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写了一本圣经（众笑）。
他就是拿着这本书跟同学说：你们要用心做好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写你觉得有价值的文章不需理会太多，我一生就是这样。
到了他晚年，他的合作伙伴才整理，删节他的文章，投稿到期刊刊登;他过世之后，我们学生把他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一系列书籍，都是我们上课读的文章在美国学界，你可以接受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公认他有学问，即使他看起来很少著作在期刊或顶尖期刊中刊登过，也可以成为顶级教授，令我印象很深刻。
谈他学问的厉害，还要讲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Alfred Stepan著）这本书，此书是他的合作伙伴所写，当时他到巴西访问一个军头，那位军头是将巴西民主化的军政府首领;他问对方为什么会放权，军头说，是因为我读了Juan Linz的文章，所以觉得巴西这样专制下去没有前途，他的文章可以影响现实政治。
你觉很奇怪吗？今时今日，梁振英，林郑月娥，应该不会读我们的文章（众笑），何况习近平。但因为巴西军政府取得权力后，钱多资源多，要发展现代军备时，发现要用电脑控制飞弹，他们不懂，所以聘请很多大学生，结果巴西军队成为全巴西政府官员学历最高的部门，吸引很多知识分子加入，知识分子会读这些文章;军头有机会接触到，后来就觉得，我只要安守本分做个军人就行，会受到尊重，为什么要与如如秘密警察去争权？这群比较开明的军头，最后放权，有如此一个背景。你看，Juan Linz可以影响现实政治。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特别感谢他，不只因他有丰富的学问，可以影响现实政治，他很珍惜我们每位学生，深刻地影响我们。刚刚谈到，上课时他不让我们碰他的书，他讲课其实颇沉闷，很重德国口音;他讲课经常超时，下课后还要继续讲半个小时，有些同学赶着下一课，投诉每次都听不到他最后半小时的讲课，很不公平。美国人时常说：这不公平，对吧？他说没有问题，我以后提早半个小时上课（众笑），然后他真的提早半个小时讲课;到下课钟声响起，他又继续多讲半个小时（众笑），那些同学始终听不到最后半小时的课。
每次讲课后，门外总会有一群博士生等候他，跟他一起吃饭，吃饭时讨论博士论文。他晚年时曾经来亚洲出席会议，特地来香港和澳门一星期，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正处于一个很低潮的时候，他特意前来香港澳门，我带他和他妻子游玩，每天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他都和我讨论论文，其他时间带他们去游玩。在耶鲁时，我们在他家中讨论文章，讨论设计问卷的时候，他的妻子都会为我们准备早餐，午餐，茶点，有一天，我在他家中吃了三餐。
Juan Linz没有子女，视我们如己出，这位老师成为我的榜样。一个人认真做学问，好好地关心学生，是会有影响力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影响了我的人生志业。
我作了选择，我要成为一个学者，希望好好地参与社会，影响社会。
当然还有其他老师，Deborah Davis是中国研究的专家，我的论文导师，她对我的人生影响也很大，给我很多支持，因为时间有限，就不详细介绍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数年，是香港人移民高峰期。
我学成归来是1992年，正值香港移民潮最高峰.1992,1993年，数以十万计香港人移民离开，我逆流回来，抵港飞机乘客较少，离港飞机上的人较多。
我觉得自己路向很清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是中国问题，我阅读了很多，学习了很多，有关民主需要的社会基础，我需要为中国民主化做事.Juan Linz所言的民主社会五项基础当中，我作为社会学家，加上过往工作经验，认为自己最胜任的，就是公民社会。
所以，我决心用一生的力量，在中国内，只谈「公民社会」四个字，令人明白什么是「公民社会」，它有什么意义，二，三十年只做一件事，在中国谈“公民社会”。结果，我在中国用了二十年时间，从研究到培训NGO，出版刊物，成立基金会，或让基金会拨款给NGO，最后觉得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开始同政府合作等等。
目标是长远的中国民主化，我觉得那一天不会这么快到来，我只是在铺垫基础。香港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以民主化五个社会条件来说，香港完全，充分地具备民主化的条件，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在民主化前像香港一样，已经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有法治，有反对党的存在，公务员相当有效率，廉洁，已经有市场，已具备很多条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时，无论是二百年前，三百年前，或一百年前都没有，所以有人说香港没有足够条件，不够成熟，废话，这些人不用理会，胡说八道。历史上没有社会，国家在民主化前，像我们具备充足条件。
所以我们要做的，当然希望香港能够争取到普选，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中国，下班后便坐火车到深圳，接着跳上和谐号第五卡餐卡，不管什么车票，点一杯很贵很难喝的咖啡，一定会有座位;然后到广州的大学讲课，或到NGO开会，但每逢香港有政改，我都回来参与，平日写文章解释为何需要民主。
这是我人生的志业：在中国，铺垫民主化社会的基础;在香港，争取双普选。
思考民主的社会基础之时，民主在美国（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这本书谈美国最初期的民主运动，为何这么成功，不限于选举制度，他说是源于’心灵的习惯’，是因为人心灵的习惯;他所说的是民风，大家不会自私，因为当时很受清教徒影响，会重视公共利益，他们生活简朴，走中庸之道。
书亦提到，很多人会先参加社团，才会再去参与政治，所以民主在美国对于走公民社会路线的人有很深影响。
另一个人是Habermas，他谈「公共领域」，指出十七，十八世纪民主思潮出现，着眼点不只选举政治。首先，社会出现了一些空间，让人理性对话，这些空间是什么呢？他所说 的是英国的咖啡馆，法国巴黎的沙龙，德国的桌子社会，他所说的是当时的报纸，那时报纸主要收集经济资讯;慢慢通过这些渠道，当时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们，开始 讨论政治。你要征税，但不给予普选权，为何我要缴税？于是他们就在报章讨论。还有文学杂志，当你讨论文学时，同时在进行社会批判.Habermas认为这些空间全部都是民主的基础，通过这些空间才有力量去争取民主，这理论告诉我，建立社会基础时，公共领域对公民社会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