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民主理念的启蒙 – 魏京生与北京民主墙运动（1979）
读大学时我本来想思考贫穷问题，社会不均的问题，因为我来自很穷困的家庭，自小从未睡过一张完整的床，大部分时间睡在走廊，或睡半张床，因为另一半放货物，我家是个小工厂。
我真正第一张完整的床是在大学宿舍，我视之为豪宅，还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有海景，冲激很大。
我本来很想思索贫困问题，但最后却不以此为主，为什么？因为我在1979年至我毕业的1983年，那四年里中国，台湾，香港都发生了一些事情，影响我整个人生方向，以至我读的书也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在中国大陆，1979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轻知识分子，掀动了民主墙运动。他们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出版民间地下刊物如“沃土”，“探索”等。魏京生当时写第一张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看得很触动，标题叫<第五个现代化>。
当时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魏京生觉得不足够，一定要有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的现代化。试想为何发生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变成全国灾难，所以必须要有第五个现代化。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晚清时讨论洋务运动是否足够，甲午战争后，大家认为这种只属器物层次的现代化，不能救国;接着我们开始谈改良主义，改良主义也失败，在梁启超，康有为之后人们开始讲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也不够，就算建立了所谓共和社会也会倒退，又再说新文化运动，要在文化层次再造走了一个大圈，我们回到最基本的讨论：。只说四个现代化怎会足够？
我读完之后，作为一个大学生，很同意魏京生这张大字报，接着他再写第二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攻击邓小平。当时他知道官方要镇压了，他说你们现在这么崇拜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很好，但如果我们没有民主体制，他也可能变成另一个独裁者，所以他问「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结果他被捕。
魏京生于受审0.1979
法庭审判时，有一个人叫刘青，他将整个审判过程抄写下来;刘青当时跟魏京生意见不同，刘青认为不应该攻击邓小平，现在改革开放，最少他愿意改革，为何要如此激进为什么连他也要打呢？但刘青与魏京生有一个协议，若谁被捕了，我们也要去保护对方;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学会什么叫做政治寛容政治宽容，就是意见大可不同，但当你讲话的权利受侵犯，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捍卫你，我从刘青身上学会了。
刘青偷偷地在法庭内抄下整个审判过程，我作为学生读了整个审判过程，很惊讶，怎可能这样审判最记得那个法官说：宪法上说人民民主专政，你魏京生现在要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你是特权分子，你超越宪法，所以是特权分子结果判他入狱十几二十年，我当时觉得，他说的正是我心中想;他要坐监，我却在宿舍吃糖水，我觉得他是为我坐牢，十分触动我，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大家好像没感觉，但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我不能没感觉。
另一个人叫胡平，也影响我很深。胡平是当时北大一个学生，他在民间地下刊物“沃土”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言论自由>，他亦参选海淀区的地方人大选举。他是北大学生，我也是一个大学生，见到那边的大学生写文章，很完整地讨论为何需要保护言论自由，还有胆量去参选，更胜出了，对我来说很触动。
胡平
当时他说了什么呢他说的言论自由其实很多人知道，本来不用多谈，但是今时今日的香港，重看当时他这位很「学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义他说？：
「一个人失去了表达自己愿望和意见的权利，势必成为奴隶和工具。」
「什么是言论自由呢？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允许人们从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权，所以那种针对根本制度的反对意见应该禁止，这又是一个将言论和行动不作区分的典型论调。 」
「他说人们可以对宪法提出各种意见，包括反对意见，这是宪法本身赋予的。」
这些讲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动辄就不让同学发言，说你违宪，是吗？胡平很早已解释了。但是别说大陆，连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这篇文章很深刻，因为可以活学活用。
当时我在中大学生会，改革开放后，到中国的第一个交流团就是我办的，我去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探路，先去中山大学找对口单位，坐火车，转巴士，走很远很花时间才到达中山大学。我胡乱叩门询问，去到外事部，他们就说找团委，即共青团跟我谈，好！我坐下等。
当共青团的人出现时，我很诧异，哗！这人年纪这么大？（众笑）不是应跟我们相若吗？学生不是十几廿岁吗？找些三，四十岁的人跟我谈，这算是对口？于是惟有跟他「对口」。
我们讨论办交流团可举行什么活动我提议辩论比赛，两间「中大」的辩论比赛对话大概是这样：
他们问：「什么是辩论比赛？」
我解释：「有正反两方，也有评判，最后评分看谁能胜出。」
「好！有什么题目呢，同学？」
「不如辩论一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众笑）
「不能搞乱思想搞乱思想!!」
我于是回话：「不要紧，可以这样，中国同学支持资本主义，香港同学支持共产主义，可以吗？」
「这样思想更加乱！」（众笑）
最后取消了辩论比赛，只准划艇比赛（众笑），在湖上两大划艇。
那些年去广州，不能即日来回，因为没有高铁，也没有什么港珠澳大桥，所以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大学留宿一晚，与我同房的另一位宾客，是一位来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们谈天，说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他说国家控制言论是对的，因为有些言论危害社会，我们不应让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论点来答他，他好像觉得我讲得合理，感到很痛苦（众笑），坐在一旁，想一会又找出一个理由跟我辩论，我又跟他争辩一次;当时我挑战他，最后谁去判断对与错呢如果错在政府呢？政府会否有错呢？他又呆一呆，我们中国政府会否有错？
不断纠缠纠缠，已经凌晨二时，整晚辩论，没有睡过（众笑），到最后我出毒招，因为我真的想睡（众笑）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在香港往广州时读报纸，看到长沙有学生罢课，有学潮，你知道吗？他呆了一呆说不知道;于是我说：你在湖南来的，发生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认为这算正常吗？
他一言不发安静地走近床边（众笑），我估计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则睡得很甜。当时胡平给了我很好的「子弹」去同很多人辩论言论自由。这些基本价值，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原来不是;我真的很难过，我以为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辩论的事，但今时今日我们在大学也好，整个社会也好，都要重新认识这些，这是一件多么骇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