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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燃灯人 – 向启蒙者致敬——陈健民中文大学最后一课全文字稿

民主理念的启蒙 – 魏京生与北京民主墙运动(1979)

读大学时我本来想思考贫穷问题,社会不均的问题,因为我来自很穷困的家庭,自小从未睡过一张完整的床,大部分时间睡在走廊,或睡半张床,因为另一半放货物,我家是个小工厂。

我真正第一张完整的床是在大学宿舍,我视之为豪宅,还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有海景,冲激很大。

我本来很想思索贫困问题,但最后却不以此为主,为什么?因为我在1979年至我毕业的1983年,那四年里中国,台湾,香港都发生了一些事情,影响我整个人生方向,以至我读的书也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在中国大陆,1979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轻知识分子,掀动了民主墙运动。他们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出版民间地下刊物如“沃土”,“探索”等。魏京生当时写第一张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看得很触动,标题叫<第五个现代化>。

当时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魏京生觉得不足够,一定要有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的现代化。试想为何发生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变成全国灾难,所以必须要有第五个现代化。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晚清时讨论洋务运动是否足够,甲午战争后,大家认为这种只属器物层次的现代化,不能救国;接着我们开始谈改良主义,改良主义也失败,在梁启超,康有为之后人们开始讲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也不够,就算建立了所谓共和社会也会倒退,又再说新文化运动,要在文化层次再造走了一个大圈,我们回到最基本的讨论:。只说四个现代化怎会足够?

我读完之后,作为一个大学生,很同意魏京生这张大字报,接着他再写第二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攻击邓小平。当时他知道官方要镇压了,他说你们现在这么崇拜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很好,但如果我们没有民主体制,他也可能变成另一个独裁者,所以他问「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结果他被捕。

魏京生于受审0.1979

法庭审判时,有一个人叫刘青,他将整个审判过程抄写下来;刘青当时跟魏京生意见不同,刘青认为不应该攻击邓小平,现在改革开放,最少他愿意改革,为何要如此激进为什么连他也要打呢?但刘青与魏京生有一个协议,若谁被捕了,我们也要去保护对方;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学会什么叫做政治寛容政治宽容,就是意见大可不同,但当你讲话的权利受侵犯,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捍卫你,我从刘青身上学会了。

刘青偷偷地在法庭内抄下整个审判过程,我作为学生读了整个审判过程,很惊讶,怎可能这样审判最记得那个法官说:宪法上说人民民主专政,你魏京生现在要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你是特权分子,你超越宪法,所以是特权分子结果判他入狱十几二十年,我当时觉得,他说的正是我心中想;他要坐监,我却在宿舍吃糖水,我觉得他是为我坐牢,十分触动我,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大家好像没感觉,但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我不能没感觉。

另一个人叫胡平,也影响我很深。胡平是当时北大一个学生,他在民间地下刊物“沃土”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言论自由>,他亦参选海淀区的地方人大选举。他是北大学生,我也是一个大学生,见到那边的大学生写文章,很完整地讨论为何需要保护言论自由,还有胆量去参选,更胜出了,对我来说很触动。

胡平

当时他说了什么呢他说的言论自由其实很多人知道,本来不用多谈,但是今时今日的香港,重看当时他这位很「学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义他说?:

「一个人失去了表达自己愿望和意见的权利,势必成为奴隶和工具。」
「什么是言论自由呢?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允许人们从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权,所以那种针对根本制度的反对意见应该禁止,这又是一个将言论和行动不作区分的典型论调。 」
「他说人们可以对宪法提出各种意见,包括反对意见,这是宪法本身赋予的。」

这些讲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动辄就不让同学发言,说你违宪,是吗?胡平很早已解释了。但是别说大陆,连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这篇文章很深刻,因为可以活学活用。

当时我在中大学生会,改革开放后,到中国的第一个交流团就是我办的,我去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探路,先去中山大学找对口单位,坐火车,转巴士,走很远很花时间才到达中山大学。我胡乱叩门询问,去到外事部,他们就说找团委,即共青团跟我谈,好!我坐下等。

当共青团的人出现时,我很诧异,哗!这人年纪这么大?(众笑)不是应跟我们相若吗?学生不是十几廿岁吗?找些三,四十岁的人跟我谈,这算是对口?于是惟有跟他「对口」。

我们讨论办交流团可举行什么活动我提议辩论比赛,两间「中大」的辩论比赛对话大概是这样:

他们问:「什么是辩论比赛?」

我解释:「有正反两方,也有评判,最后评分看谁能胜出。」

「好!有什么题目呢,同学?」

「不如辩论一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众笑)

「不能搞乱思想搞乱思想!!」

我于是回话:「不要紧,可以这样,中国同学支持资本主义,香港同学支持共产主义,可以吗?」

「这样思想更加乱!」(众笑)

最后取消了辩论比赛,只准划艇比赛(众笑),在湖上两大划艇。

那些年去广州,不能即日来回,因为没有高铁,也没有什么港珠澳大桥,所以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大学留宿一晚,与我同房的另一位宾客,是一位来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们谈天,说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他说国家控制言论是对的,因为有些言论危害社会,我们不应让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论点来答他,他好像觉得我讲得合理,感到很痛苦(众笑),坐在一旁,想一会又找出一个理由跟我辩论,我又跟他争辩一次;当时我挑战他,最后谁去判断对与错呢如果错在政府呢?政府会否有错呢?他又呆一呆,我们中国政府会否有错?

不断纠缠纠缠,已经凌晨二时,整晚辩论,没有睡过(众笑),到最后我出毒招,因为我真的想睡(众笑)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在香港往广州时读报纸,看到长沙有学生罢课,有学潮,你知道吗?他呆了一呆说不知道;于是我说:你在湖南来的,发生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认为这算正常吗?

他一言不发安静地走近床边(众笑),我估计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则睡得很甜。当时胡平给了我很好的「子弹」去同很多人辩论言论自由。这些基本价值,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原来不是;我真的很难过,我以为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辩论的事,但今时今日我们在大学也好,整个社会也好,都要重新认识这些,这是一件多么骇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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