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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燃灯人 – 向启蒙者致敬——陈健民中文大学最后一课全文字稿

民运策略的启蒙 – 曼德拉的灵活与胸襟

从争取普选的策略而言,曼德拉对我有很深影响,他亦是一位我很尊敬,觉得很伟大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传记漫步到自由陪伴我很长时间, – 晚读一点,甚至舍不得读完这本书,因为一直在曼德拉身上学到很多。

他争取民主经历过很多不同阶段,首先是公民抗命,他一开始便策划公民抗命,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内,黑人去白人区要带护照?把护照烧了,犯法就犯法,拘捕我吧!他公民抗命,但最终发现公民抗命没有成效,很「左胶」,无功而还。特别是因为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那些被屠杀,中枪的人,都是后背中枪,表示他们正在逃走,正在离开,妇孺同样被开枪射杀,所以不要再讲和平手段,开始勇武抗争。

曼德拉学习游击队知识,制造炸弹,炸毁政府设施等等;他因勇武抗争而被捕,入狱二十多年,外面的战友继续抗争当曼德拉坐牢二十多年后,他发觉我们不能消灭政府,政府也未能消灭我们,整个社会非常虚耗,是否可以尝试另一个方式曼德拉尝试第三种手段:对话。

曼德拉一个人写信给政府提出对话,当时他很小心,因为他的同伴也不赞成,所以他趁自己单独囚禁的时候写了一封信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尝试可否打开这条路,如果最终这条路走不通,失败的话,我的同伴可以怪责我,说我监禁时间太长,发疯了。他为自己的同伴设想,想好对策攻击自己,铺垫后路。

曼德拉说,没错,我们作为领袖,必须有时走在群众前面,自信地引领一个正确方向,他有详细的考量,最后成功打开对话之门,成功将南非用一个和平方法民主化,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之前的公民抗命,甚至没有经历过勇武抗争,你猜想他在谈判时,有没有道德力量,不受人质疑?如果没有试过坐牢,谁人有道德力量?黄浩铭,你入狱次数最多,将来靠你了。(众笑)

囚禁27年后,曼德拉1990年2月获释,步出监狱

一切需要时间,不能说因为曼德拉以对话成功,所以我们只能用对话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特别包括白人政权也开始觉得很疲倦,社会付出了很大的管治代价,才醒悟过来,最后大家愿意坐下。

若你问我,我最希望见到他朝中国和香港,循此路向民主化,就是进行对话。我连中联办也走进去,因为我觉得只要有对话机会,我也愿意对话。直至2012年,我才觉得对话之路已走到尽头,我私下每个月接待很多从北京来的所谓「中间人」,一些朋友在场,也知道我如何会晤,中联办组团去跟北京的智囊开会,我是团长,我与中联办关系可以如此紧密,我可以走进去他们当中,那算什么。

到2012年底,在我的认知上,知道中央政府不会给我们「真普选」;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但想不到,又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机会是零,只会有一群愤怒的年轻人与政府大对决,鱼蛋革命只会提早发生,大规模流血,但不会有真正民主化结果。

2014年9月28日,香港,雨伞运动爆发

可否作最后努力?但我想不到,谁知道,这个傻人戴耀廷,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占领中环」的想法,我觉得只有5%机会成功,95%机会不会成功,他也记得我说过这句话:只是在0与5之间,但即使只有5%,我也会全力以赴。但我觉得失败机会很高,因为主要问题是中国大局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虽然只有5%机会,正确的事为何不全力以赴?所以我要付诸实行。我不是不愿意对话,已经去到尽头的话,就要尝试其他方法;想要尝试这个方法,也不一定代表只能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最重要是因时制宜,要走到彼岸。

民运策略的启蒙 – 公民抗命

经历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问,究竟公民抗命可否继续下去,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为什么要公民抗命?为什么当戴耀庭提出占领中环,我这么快表示可以一齐做?

因为我一直都阅读这方面的作品,了解历史上不同的人如何实行公民抗命。当然最早就是Henry David Thoreau,他当时反对美国一个不公义的战争,与墨西哥开战,扩大奴隶制度,他觉得这件事不正确,但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对抗政府?结果,他只做了一件简单的事,他违反一条法律,那条法律与战争无关,他不缴交投票税,自愿被抓入牢,虽然只是一两天,但引起了社会争议,引发了讨论。为什么一个知识分子,一位绅士要坐牢,引发了大家讨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奴隶制度不公义?为什么不应该开战?

从他公民抗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到,第一,他触犯法律,但目的是要争取公义,不是为个人利益,跟一般犯罪不同;第二,他非暴力,第三,要承受刑责坐牢;第四,这一种形式的违反法律,目的是不想破坏法治,他必须要合乎比例,你不可以因为你家附近水渠爆裂而去占领中环,虽则也是公共利益,但不合比例,所以实行公民抗命要考虑很多条件。

另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人,当然是甘地,甘地的公民抗命其中一个很重要行动,就是采盐的长征。起初没有人理会他,只有几个人。当时的盐是官盐,全部由官方采盐,制盐,卖盐,他们认为盐太贵,盐能从大海采到,为什么我们要交税?买贵盐?当时甘地就想到,如果人学懂在最微细的事情上争取自己权利,他才懂得去想更大的权利,例如民主,独立等问题,所以他开始带领人们走向海边去采盐。

甘地的公民抗命

起初殖民地政府不管他,因为只有几个人,但越来越多人加入,结果数以千计的人跟随他;政府开始紧张,把甘地抓入牢;另一个人,是女诗人奈都夫人,她带了二千五百人去海边继续采盐警察早已站好等候他们,每个警察手上有一根镶了金属的棍;抗争者很安静地,慢慢走过去,警察开始挥棍殴打,后排的人听着前排人肋骨爆裂的声音,「咔咔」作响,流很多血,抗争者倒​​下之后,义工把伤者移到一旁,另一群人帮他们包扎,另一排抗争者随即迎上去,他们没有头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被殴打的过程,才能显示非暴力的力量;他们并非要引发冲突,而是透过此过程,争取社会理解他们所为何事,突显政权的暴力,所以他们宁愿不做任何防卫,走过去挨打。

甘地的「非暴力」跟曼德拉不同,他原则上就已要求非暴力,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相信没有人在这世界上可以掌握绝对真理。以为自己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就会使用暴力。宗教就是这样,要圣战,无论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兰教,都认为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就可以杀异教徒。我们人类不能掌握绝对真理,读读乌纳穆诺吧,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少,既然我们不知道绝对真理,就不要用暴力,将我们的一套加诸其他人身上。所以甘地是一个坚定从原则出发的非暴力主义者。

马丁路德金

第三个当然是马丁路德金,他念毕博士后,本来可以在美国北部一个中产阶级教会工作,但他宁愿选择回去自己南部那里做牧师,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召唤,呼召他一定要回去。

他第一个行动就是对抗种族主义的“杯葛巴士”抗争,当时一个黑人女乘客Rosa Parks在一架满座的巴士上,拒绝让座给一个白人男人,当时的法律是白人优先。她不肯让坐,结果被捕,接着马丁路德金带领一场运动,杯葛巴士,就是宁愿走路,以后不坐巴士,直至改变歧视的法规。

Rosa Parks不肯让座后被捕

他们坚持走路一点不容易,有些人要走十多二十公里上班,不是走一天,坚持了三百七十多天。部分人有车,会接载人一起上班,警察就针对那些车发告票,说你超速,若搭顺风车的乘客多,又发告票。

几百天的抗争,马丁路德金当然受到批评。谁人受影响?都是黑人,穷人嘛,他们是司机,「阻人搵食,就如杀人父母!」。「阻人搵食」这些用语我们应该很熟悉。阻人搵食!你害苦低下阶层!连黑人都骂他。

杯葛巴士行动,持续三百多天

我最记得马丁路德金说,他从教会里收到一封信或名信片,是教友写给他的。那教友说,牧师牧师,马丁路德金牧师,快要圣诞了,我们不要搞事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和谐谐地过圣诞呢?他说,究竟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黑人以前是奴隶,现在有人身安全,我们很自由,只不过不能投票而已。

当年的黑人,每次登记做选民时,总被人问一堆问题,不懂答就被「DQ」(取消资格),不能成为选民;什么问题呢例如最高法院那五位法官是什么名字?你说出来,说不出来就「DQ」。

那教友说,算了吧,只是没有这部分而已,其实我们活得很好,为什么你要令社会那么分裂呢总之一切是你们的错,弄得社会分裂;教友还说,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上帝就会把所有人都造成白色,或所有人都造成黑色,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们不一样,就是要他们不平等。

在五十年代那时代,他们觉得生活很不错,为什么你要制造混乱?我们六十年后回看,他们只是在争取一些很基本的权利,但也可以被时代误解。马丁路德金也说,那些最有才能的牧师,全部站在他的对立面,只有一些较年轻的牧师支持他。马丁路德金问,什么才是真正和谐呢?只有公义的制度才能保障长远的和谐,如果没有公义制度,和谐是假的。

在我们还未占中之前,马丁路德金很多话早令我知道,周融的出现不是偶然(众笑),亦早有心理准备他要说些什么。

今时今日,很多人觉得你们这些「左胶」东西试过了,不行的。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民主政权下争取公民抗命才可以成功,甘地当时面对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是民主国家,所以公民抗命能成功,其他地方怎么可能呢?

很多学者研究了过往这四十多年世界各地政体的民主化进程,接近七成政体的民主化,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的,包括革命,很多革命不是如大家想像的法国大革命,跟政府大打一场,我们没有刀没有枪没有坦克车,怎么可能?很多时是因为民众很和平,反而令军队及警察在开枪那一刹,手软,心软,接着自己分裂,军队分裂,警察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倒台。

1989年,捷克革命,共产政权倒台,民众和平示威,没流一滴血,故称「天鹅绒革命」

所以无论是用哪一条途径民主化,甚至革命,其实过去四十年里,极少暴力方式的革命,特别在香港的处境中,你即使革了命,然后解放军来接管而已,现在解放军也好像已在用我们的土地了,在边境里,又在我们西九地下经过。我觉得抗争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够持续地做。

中国要怎样才会达到民主?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说,在晚清时期,所有温和的改革派,最后都没有好下场,都变了革命派。中国最后要走向何方,我心里当然不希望看见革命,谁希望看见流血呢?朱耀明牧师以前常跟我说,真的要革命,但到了雨伞运动时,他每天都含着眼泪,害怕有一个学生受伤或死亡,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怀,我们不想看到。所以,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我们都会坚守到最后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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