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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路32号——见证血雨腥风

作者: 常约瑟

左:刘俊英女士,右:母亲梁今永

(一)灰色大铁门里的汽车房

我家老宅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的大门口曾经有三个灰色的大铁门。这种在厚实坚硬的木门上包里上一层厚厚铁皮的大门现在很难见到了。这三个威严的大铁门,与沿街垒起的崂山花岗石高墙相互映衬,为深居在这大门与高墙内的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种严肃设计风格的外墙与大门,在龙江路众多老别墅中独具风格。

走进中间的两扇大铁门,是一个四方型的小天井。五十年代这两扇大铁门不经常打开,除非父母把街头上推着小车叫卖小豆腐的商贩招呼进来,或者请磨剪刀的师傅进来在小天井里打磨切菜刀。

左边的灰色铁门是家人每天进出的地方,儿时的我每次关这沉重的铁门时,总是要费上吃奶的力气。从这儿走进去,踏上两段共十几级花岗石台阶,就到了豁然开朗的大院落了。

而右边的铁门从没有打开过,这个铁门里面是一个汽车房,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里面从来没停放过汽车。父亲常子华早在一九五三年从嘉峪关路六号搬来之前,就把他的一部蓝色小轿车捐给北京中央政府了。五十年代初蓝色小轿车在中国是稀有品,这辆时髦的蓝轿车后来的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她的新主人是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有人说是中共的高官廖承志,也有人说它被分配到外交部接待来北京访问的外宾了。

(二)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

民以食为天,计划经济时期龙江路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每月去粮店买粮。五十年代的粮店设在莱芜二路,那时每人每月可分配到二十至三十斤粮食,一家三口可以买到近百斤粮食。居民们买到粮后要背着沉甸甸的粮袋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到家,这对龙江路与周边的居民们造成很大不便,特别是那些家庭主妇们。

六十年代初,好善乐施的父亲常子华决定为龙江路的居民们做一件好事,他把前院空置的汽车房连同隔壁的小屋免费“出租”给青岛粮食局经营的粮店。父亲的这一义举不仅仅是方便了住在龙江路上的居民,邻近龙江路的华山路、信号山路、掖县路这一大片区的居民也都到我家前院汽车房这个新开设的粮店买粮。

从此原本寂静的老宅大门变得攘往煕来,特别是入冬前,秋收上来的一袋袋地瓜在铁门外堆起个小山来。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地瓜,这些地瓜吸引了大批居民在老宅的灰色铁门外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把家里能够找出的“运输工具”都带来了:自行车、小推车、地板车、钢铃车……这就是那个年代附近居民家喻户晓的“龙江路粮店”。

龙江路粮店开始营业后,老宅失去了昔日的宁静。不时有前来买粮的居民好奇地走上那十几级花岗石台阶,闯入前院窥探父亲辛勤种植的神秘私家花园。这使得母亲梁今永不胜烦恼,她感到失去了私隐。于是出身农家人的父亲亲自动手,在花岗石的第一个台阶上建了一个木门,这个木门上有一个如同我后来去农村插队时见到农民院子里的木门闩,在门外可以把它打开,但它没有锁,这是个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简易木门。

(三)龙江路粮店的一位新女店员

那时母亲经常分派我去前院的“龙江路粮店”买粮。每次去买粮时,先去前院小天井的小屋窗口让店员在我家的粮本上记录下买多少斤细粮或者粗粮,付款后再到汽车房里领取粮食。原本空洞洞的汽车房现在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店员把称好的粮食倒入我用双手撑开的白色空粮袋里。这时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因为一不小心没有撑好,就会把粮食漏掉在地上。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粮店里新来了一个女店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她戴了一个大口罩以避免吸进飞扬在空气中的面粉,我只能从她那沾满了面粉的额头与眉毛下的眼睛,猜测她是个中年妇人。她讲了一口浓重的黄县话,对我十分亲切,往我的粮袋里倒入面粉时一再和蔼地叮嘱我用双手把粮袋撑好。

那天把买到的粮食背回家,我告诉母亲在粮店里遇到一个热心快肠的新女店员。母亲听后说,有机会她想见一下这位粮店里的女工作人员,当面感谢她对我的关照。听母亲这么讲,我有点意外。因为自从六十年代初“龙江路粮店”在我家汽车房开张以来,母亲梁今永从未步入前院的粮店。那个年代中国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虽然父亲常子华是出于热心公益的善意把汽车房免费“租”给龙江路粮店,但在粮店里的工作人员与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街道干部们对父母并不领情,他们视我的父母为资产阶级分子,平时见面大都冷眼相待持敌视态度。

其实母亲可以认出在粮店工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这是因为汽车房没有厕所,所有粮店的工作人员,都会打开父亲在花岗石台阶上修建的简易木门栓,穿过前院的葡萄架廓,沿着东墙边的一排丁香树与无花果树,径直走到后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厕所解手。母亲可以从别墅里观察到任何一个走进院内的人。

与母亲谈过话后,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如果母亲主动与这个粮店里新来的女店员谈话,可她也如同其他的店员一样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蔑视态度对待母亲怎么办?

中午时分,那位新女店员终于进入到院里。我从花房的窗口看到母亲从屋里走到院子迎着那位新女店员走去。她们在院子东边一排盛开的丁香树下打过招呼后便聊起天来。这位女店员与母亲谈话时亲切和善,没有显露出任何歧视的态度。当母亲听说这个新女店员正值午休时间,竟然把她请进了客厅。

在这间光线明亮的客厅里,父母并没有放置太多的家俱。在这儿有一架三角钢琴,在文革抄家前,我经常一个人在这架钢琴上练琴。在客厅里有一方紫檀木长条桌案,母亲有时会在这个古香古色的桌案上写毛笔字。客厅的中央还有两个小沙发与一个红木茶几,这是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

母亲请这位粮店新来的女店员坐在沙发上后,俩个人便交谈起来。当我把泡好的红茶端上来时,母亲微笑着对女店员介绍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名叫约瑟,他今年十三岁,是大学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秋天他就要上中学了。”

母亲从我手上接过茶杯后,对我说:“这是刘大娘,快叫一声刘大娘。”

“我有个小女儿建平比约瑟小一岁,今年十二岁。”刘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道。

这时我才知道她姓刘。她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个子不高,脸型偏圆,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同于母亲温文而雅的性格,她开朗豪爽,直言快语。

坦白说,我从开始就没有看好母亲与刘大娘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语言,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们俩个人在那个年代完全是属于不同阶级的人。我听母亲说刘大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能与母亲这样一个在青岛响当当的“资产阶级分子”交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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