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十）创伤后遗症
半个世纪前亲眼目睹父母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后院被毒打的那次经历，在年仅十四岁的我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创伤。在我的暮年中时常会重复地做同一个梦，我梦见母亲还活着，尽管她已在三十年前死去。梦境中的母亲独自居住在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城里，而我却工作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整天忙碌于事业与自己的小家庭。被我忽视的母亲住在一间简陋昏暗的小房间里，每当去探望她时看到她的生活清贫拮据，我心里便充满了内疚与罪恶感，这时我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心里撕裂般地疼痛，独自一人在黑夜中悚仄不安地哭泣起来。有很长时间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会经常重复做这个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对严重精神创伤的症状描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又称创伤后遗症，是指人在经历过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做恶梦、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PTSD的发病时间可能会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创伤记忆有时候会被贮存在程序记忆。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的经历包括：孩童时期遭受身体或者心理上的虐待、暴力攻击、经历战争、打斗、目睹亲人或恋人等亲近者的突然死亡、幼年时被抛弃……
读到这儿，我恍然醒悟，自己多年来经常重复做同一个梦，原来是“精神创伤”的症状，它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为自己当年没有勇气上前阻止“南、北二公子”的暴行而自责终生，我为自己贪生怕死，抛下正在惨遭蹂躏毒打的父母自顾逃命而内疚。
假如当年我没有翻墙逃脱，而是勇敢地走上前去阻止“南、北二公子”向我的父母施暴，那么后果又会是如何呢？母亲在世时我有一次曾经歉悔地与她讨论这个问题。记得母亲当即回答我，说：“傻孩子，别说傻话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这二字。如果你那天不逃走，那么最后被打死的人就不会是莱芜二路上的那个毕姓青年人而是你了。”
母亲说的那个死去的毕姓青年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莱芜二路十四号甲。毕家有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文革残暴的“红八月”里，“南、北二公子”带着一伙红卫兵到这家打人抢钱时，正值毕家老二毕可厚从齐齐哈尔铁路局回青岛探亲。看到自己的家被抄，他上前问理，据说“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大怒，当场把毕家老二与老三捆绑去青岛二中，在那儿把毕家老二毕可厚给活活打死了。
（十一）最后的会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俊英老人，是十年前的二零零八年。那年我从美国回青岛探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联系上了失联多年的谢建平女士。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母亲现住在隆德路上的青岛福彩老年公寓。我们约好时间在那儿见面。
那天在去福彩老年公寓的路上，我心潮难已。我想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心思向刘俊英老人倾诉。我想亲口告诉她，这些年来我对自己当年在父母惨遭毒打时临阵逃脱的懦弱行为是多么的内疚惭愧。我想亲口告我她，我是多么感激她在文革最疯狂的“红八月”期间不畏强暴，向被毒打凌辱的父母伸出援手。
据说福彩老年公寓是八十年代青岛最好的老人院之一，该机构对老人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交织着忏悔与朝圣般的复杂心情，我走进这座老人院的一个偌大房间里，那儿摆设了许多床位，但床与床之间不是那么拥挤。我扫视了整个房间一圈之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我心中敬仰的刘俊英老人。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她整个人比我想象中缩小了许多，但她那一双犀利明亮的眼睛仍然发射出昔日锐利的目光。当她一开口讲话时，整个大房间里便回荡起她那亲切爽快的黄县语音来。我环视四周，看到同屋许多床铺上的老人都在静听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与她交谈。住在这儿的老人们似乎没有什么私隐。
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发现刘俊英老人对我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很熟悉。她知道我在八十年代初刚到美国留学时曾在一个中国餐馆打工，她知道我买的第一部汽车是个破旧的老爷车，她知道我在Biola University 读大学，她还知道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工作，她也知道我有三个孩子。看到我一脸惊讶的表情，她笑着对我说：“你每次从美国寄给妈妈的家信与照片，妈妈都会带来与我分享。”
原来母亲与刘俊英老人之间的亲密姐妹情，从她们1965年第一次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那排丁香树下见面开始，直到母亲去世的1988年，持续了二十三年。当我们在一起回忆母亲时，刘俊英老人以非常敬佩的口吻说：“妈妈可是一个大学问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赞美母亲的学识。在我的记忆中，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多年来均戴着“阶级斗争的眼镜”鄙视母亲，这个违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眼镜”，直到1978年在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的一场“大平反”政治改革时才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4]然而，刘俊英老人早于“大平反”的十三年前，就以她那纯真的良知与同情心，在恶性阶级斗争最盛行时期抚慰母亲受伤的心，并与母亲结为姐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没有被泯灭的人性光辉。
想到这儿，我感激涕零地对刘俊英老人说：“谢谢您当年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保护我的父母，请接受我的一点心意。”我一边说一边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二万人民币，恭敬地双手交给她。
刘俊英老人没有从我手上接过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她以长辈的口气正色道：“这怎么可以呢？你在美国生活不容易，还有三个孩子要养育，把这钱拿回去，这些钱应该花在孩子们身上。”她不容我分说，示意坐在她身旁的女儿建平硬生生的把这二万元人民币塞回到我的背包里。
我没有继续与刘俊英老人争让，因为在我眼前的这位瘦弱的长辈身上，散发出一种我无法抗拒的魅力，在浩然正气的她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只有乖乖地顺服，别无其他选择。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忌：如此唐突地拿出二万元人民币送给一位冰魂素魄的老人，是对她的高尚人格的亵渎，我为自己的粗陋世俗行为羞愧不已。
与刘俊英老人告别时，我紧握着她的手说：“我一定会再来看望您的。”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一次诀别的会面，半年后，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号，刘俊英老人病逝，享年九十岁。
【注释】
[1]刘兆洪、刘建胜率国民党“接29号”舰艇在青岛港口起义功败垂成，捐躯于上海提蓝桥监狱的事迹，现陈列于青岛市烈士纪念馆。
[2]谢明钦（1902年－1990年10月15日），字纯熙，学名谢继光，山东省莱青岛市博物馆阳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后历任中共莱阳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中共莱阳县委秘书，后因党组织遭破坏，曾在青岛金沟小学任教。1937年至1940年，先后任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中共莱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共南海地委书记、莱阳县临事参议会参议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41年5月，调任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42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45年10月出狱。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常委书记，馆长等职。1990年10月15日病逝，享年88岁。
[3]母亲梁今永去世二十五年之后，青岛市博物馆于2013年9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有关母亲梁今永与外公梁善川的消息：“梁善川，梁今永家族将大量文物捐助我馆，这些文物是我馆的重要组成，其义举功垂千古，他们的名字已永久留存在青岛市博物馆的捐赠功德墙上，更铭记在青岛历史上。”
[4]“大平反”指由邓小平、胡耀邦于1978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辩论而导致的一系列平反政治运动，其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甚至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和“胡风反革命案”，以及为农村地主、富农分子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