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路32号——见证血雨腥风

（四）刘大娘参观“常公馆”

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的房间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里的一个男播音员朗读小说“欧阳海之歌”，突然母亲陪伴刘大娘与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漂亮女孩走进来，刘大娘笑眯眯地对我说：“约瑟，这是我上次给你讲的我的小女儿建平。妈妈今天带我们参观你家来了。”

冷不防在自己的卧室见到一个清甜可爱的小美女，正值青春期的我羞涩地看了她一眼，便抱着我的小收音机溜到隔壁父母的主卧房去了，只听见身后的母亲对刘大娘讲道：“为了便于打扫卫生，我平时不会在孩子们的床下放箱子与其它杂乱的东西。这样床底下空气流通，对孩子的健康有好处。”

母亲带领着刘大娘与她的小女儿建平，把龙江路32号老宅楼下的每一个房间转了个遍：花香弥漫的花房、幽雅别致的客厅、父母温馨的主卧房、孩子们住的三间卧室、摆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的饭厅、装备着抽水马桶与浴盆的卫生间……

这时躲在父母主卧房的我如坐针毡，一点也听不进收音机里的那位抑扬顿挫的男播音员朗读“欧阳海之歌”了。我认为母亲无所忌讳地邀请一个陌生粮店女店员进入家里参观是个冒失的举动。因为在六十年代的青岛，能够像我的父母一样独门独院居住在一所六百多平方米的“常公馆”，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之外，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时普通青岛人居住条件非常拥挤，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仅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比比皆是。母亲对刘大娘讲的那些不在孩子们的床下放杂物的话，与龙江路三十二号别墅高墙外的现实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刘大娘仿佛是一个经常出入我家的老朋友，“常公馆”里的那些普通青岛人望尘莫及的宽敞舒适房间、书香雅漾的摆设，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惊讶。她最感兴趣的却是母亲，她们俩人意气极其相投，当她知道自己比母亲年轻四岁时，便称母亲为大姐，对母亲特别尊重与关心。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刘大娘在风声鹤唳的一九六五年，无惧被人们视为丧失阶级斗争立场，与被舆论妖魔化为阶级敌人的母亲结为姐妹一事而大惑不解。我曾提醒过母亲：“也许刘大娘是初到龙江路粮店工作，对咱家历史背景不解，等她在龙江路粮店工作时间久了，也许就会与妈妈划清阶级界限了。”我这样说，是因为自己有过切身感受。那年大学路小学的一个女校长戚孝娴曾经把我叫到她的校长办公室做思想工作，让我写揭发父母的材料，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然而母亲对我的提醒毫不在意，她与刘大娘关系激速升温，互动频繁。每逢刘大娘在龙江路粮店中午值班休息时，母亲会请刘大娘到家里聊天喝茶。多年隐居家中不出门的母亲，甚至破例去刘大娘位于黄县路十五号的家中串门，母亲有时还请刘大娘家里的保姆帮忙做针线活儿。

（五）抄家

母亲与刘大娘的“蜜月期”仅持续了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了，在这场被官方称之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的父母在龙江路首当其冲，是江苏路街道办事处主导抄家的第一户人家。令人讽刺的是，在这场浩劫中对父母施于凌辱暴行的人，恰恰是那些多年来受惠于父母的善举，经常到前院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买粮的左邻右舍街道大妈们。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她们心中灌满了仇恨，把我的父母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她们的领头人，是新上任一年多的街道主任张秀贤。这个街道大妈家住华山路九号，文革前几年每逢春节，热心的母亲都会让我到中山路的生活林糕点店买两盒桃酥，并付上二、三十元春节礼包送到她家。

随着文革进展的如火如荼，父亲常子华与母亲梁今永的名字，成了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内人人皆知的反派代名词。这一对曾经在民国时期青岛民众中德高望众的老夫妻，不幸沦为街道大妈们凌辱迫害的重点目标，她们狂呼“打倒常子华、梁今永！”的口号，闯入龙江路三十二号幽香恬静的院里。她们在葡萄树架下点起一堆丛火，把家里的圣经、外文书籍、唱片、古董字画扔进火堆，由于燃烧的火焰太高，把父亲用竹杆搭的葡萄架长廊也烧毁了。她们一连烧了三天三夜。

在文革抄家最疯狂的“红八月”，青岛出现了几个肆虐横行的红卫兵，他们专找富有的青岛人家下手，以革命的名义大肆抢劫民宅。无人知晓有多少人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因为被抢的人都是一些富有的“阶级敌人”，他们惧于这几个红卫兵的红色权贵背景，大都噤若寒蝉。过了几天，龙江路三十二号不幸也成为他们打劫的目标。

这伙红卫兵到龙江路三十二号打劫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八月的一个傍晚，夜色还没有降临。我在小阁楼的后凉台上突然听到毛骨悚然野兽般的狂吼与皮带抽落在人身上的沉重声响，我从凉台向后院的一个小天井望下去，看到几个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凶狠地抽打父亲与母亲。但我的父母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他们如同献在祭台上的羔羊一般默默地任人蹂躏摧残，父亲的脑袋上被军皮带上的铜扣打破了一个洞，鲜红的血喷涌出来，淋漓在他的脸上，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从远处看去他变成了个血人。年仅十四岁的我在凉台上惊惶万状，感到父亲倾刻要死于这几个暴徒的手下，同时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趁着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时，便从阁楼后凉台的楼梯上连滚带爬地跑下去，仓惶地在东院的无花果树下翻过邻家龙江路三十四号的红砖墙夺命而逃。

这次打劫战果辉煌，这伙红卫兵得手了一个约有六千人民币的活期银行存折。这张存折是街道主任张秀贤带领街道大妈第一次抄家时因父亲的疏忽而遗留下的。当时张秀贤命令父亲交出所有的银行存款，父亲立即把存放在抽屉里的三万多人民币定期存折交出来，而这张活期存折遗忘在父亲穿的白衬衣口袋里面。父亲的这四万元人民币是他在英商卜内门公司三十八年工龄的退休金。因为父亲的退休金是一九五四年由中华总工会直接与英商卜内门公司谈判解决的，这件事当年被称作为“新中国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成果”。

至于这伙红卫兵当时是如何拿着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折，在莱芜二路储蓄所把六千多人民币全部取出盗为已有，多年以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迷。

（六）父母流落街头

那天夜色降临时，我悄悄地潜回龙江路三十二号院内，我想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前院一片死寂，别墅的一楼没有一线灯光，因为一楼里面所有的房间，都被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在抄家时贴上封条了。我摸着黑，蹑足屏息地顺着西墙边向后院走去，在那儿我找到了父母与残疾的五姐常沙白。我看到母亲已经为父亲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但父亲头上脸上仍血迹斑斑。母亲见到我说：“今晚这个家是呆不下去了，我和爸爸出去躲一晚上。为了安全，你自己也出去找个人家躲藏起来吧。”我知道母亲这样说，是因为她感到这几个狰狞残暴的红卫兵不只是在抢钱，还想要人命。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可以活下去，她不想让我们四个人一起死于非命。

母亲手里拿着一个旧毯子，扶持着年迈的父亲，残疾的五姐跟随着，三人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龙江路三十二的灰色大铁门。他们朝着临近的华山路方向走去，那是信号山角下一条大约只有一百米的短街。我站在大门口，眼泪潸潸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一股悲凉不祥的气息刺穿了我的心。

在龙江路三十二号的大门口与父母分别后，我失魂落魄，一个人跑去安徽路十五号高天宾先生家里躲藏起来。高天宾先生是我三姐常安斯在二中读书时的同学。他一家六口人住在后院的一个只有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他们在我危难时收留了我，安抚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惊弓之鸟，令我终生难忘。

在那个血腥恐怖的夜晚，我的父母与五姐去了什么地方，在青岛的哪条街道角落里过夜？事隔半个世纪后，我在网上找到了那天夜晚父母流浪青岛街头的两位见证人。

一位侨居澳大利亚的张明女士最近通过微信告诉我，她家原住在华山路十一号别墅。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那个夜晚她在别墅的凉台亲眼看到我的母亲梁今永搀扶着血迹斑斑的父亲常子华，站在院子门口的大台阶上，朝着院内低洼深处临建的一排平房里住着的一个街道委员朱荣香家隔空呼喊求救：“朱主任，救救我，打人了！”在父母的心里，街道委员的职责是维护社区秩序与保护居民的安全，但这位朱荣香正是江苏路办事处抄我家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之一，那天晚上，她自然冷酷地装聋做哑，任凭我的父母在黑夜中呼救。

离开华山路后，母亲一行三人来到栈桥附近的海滩上，母亲把随身带着的毯子铺在沙滩上，他们头顶着星星，面对着大海，三人相依为命依偎在一起。在父母的心里，青岛就是个海，这个海蕴意着包容宽厚的爱，他们一生都在这爱的海洋里畅游：他们在民国时期的青岛创建了三个教会，向从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传播上帝的大爱；他们实业救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产品引进给青岛的民族企业；他们好善乐施，帮助了许多穷苦的青岛人。但眼下的大海，不是父母一生所熟悉热爱的那个碧蓝、纯静、美丽动人的海。在这漆黑的夜晚，这海变得阴森诡异，涨潮时分汹猛的浪潮，敲打着沙石发出令人战栗的声音。潮水一点点地逼近他们坐的沙滩上的位置，似乎要把他们三个人吞噬进波涛凶险的黑色深渊之中。

在绝望中，母亲想起她的娘家，河北路九号，这个距栈桥海滩不算太远的里院，是由我的外公梁善川亲自设计蓝图，于一九二三年建成的，母亲在这儿渡过了她幸福的童年时光。也就是在这个里院的二楼上，父亲于一九三六年向二十一岁的母亲求婚。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时，母亲梁今永把外公收藏在里院的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全部捐献给青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被青岛博物馆收藏。

母亲想回娘家找一个落脚之地过夜，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她的娘家也被抄家了。当母亲一行三人走到河北路九号里院的门洞时，母亲开始犹豫起来，她担心这样贸然回到娘家，会给住在这里的外婆与舅舅梁诚顺的孩子们惹上麻烦。她对父亲说：“你今晚流血太多，需要补充水分。我上楼去要点水来喝，你与沙白先在大门外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那天晚上在河北路九号为父母与五姐送水喝的人，是我的大表哥梁机立。去年他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回忆他走下里院二楼把水杯递给在黑夜中伫立在大门洞里的父亲与五姐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心如绞割，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