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七）父母的救命恩人
现在没有人知道父母带着五姐当年在青岛的街头露宿了几个夜晚，他们是如何在身无分文的困境中寻觅食物充饥。在“红八月”抄家期间，人人怕受株连，许多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都与父母断绝了来往。然而，当父母最后回到龙江路三十二号家里时，第一个来探望他们的，竟然是与母亲相识仅一年的刘大娘。
刘大娘向母亲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几个前来对父母施暴抢钱的红卫兵中，有两个是住在离我家仅隔一条街的齐东路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的两个儿子，“南、北二公子”。这兄弟俩与他们的同伙到处抄家打人抢钱，令市南区一带原富有居民闻风丧胆人人自危。说到这儿，刘大娘安慰母亲说：“梁大姐，不要怕，这些天我会在粮店前院盯着，下班后我也争取在这儿多呆些时间。我估计他们还会再来的，若是他们再来打人，我一定会阻止他们。”刘大娘的这一席话使母亲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之前，母亲并不知道这几个凶神恶煞前来抢钱殴打他们的红卫兵是何方人也。
刘大娘的预言不幸言中。“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抢走的父亲存折上的六千余元，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天文数字。贪婪使人疯狂，他们欲罢不能，几天后再次闯入龙江路三十二号打劫，但他们不知道，我的父母这时已经身无分文了。
“南、北二公子”与同伙第二次来抄家时，我没有在场。事后母亲告诉我，当这伙狰狞凶恶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把我的父母往死里抽打时，刘大娘挺身而出，把我的父母挡在她的身后。她大声斥责“南、北二公子”，说：“你们抄家、批斗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更不应该打人。”
在“红八月”里肆无忌惮到处抄家打劫的“南、北二公子”，对于有人竟敢吃了豹子胆阻拦他们打人，着实吃了一惊。他们一直所向披靡，战果累累。被抄家的市民与围观的群众，慑于其红卫兵的淫威与红色权贵特殊身份，无一敢发怨言，更不用说出面阻止了。“南、北二公子”对突如其来半路杀出的这个女“程咬金”，一时不知所措，惊讶地问道：“你是谁？”
“你们不用管我是谁，你们打人就是不对！”刘大娘理直气壮地说。
当他们定下神来，看到在他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区区普通妇人时，便上前试图把刘大娘拉扯开，并恶狠狠地对刘大娘吼叫道：“管你什么事？靠边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自认为凭借着嚣张跋扈的气焰，就可以把眼前的这个多管闲事的普通妇人吓跑。
出乎他们意料，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弱女子竟然在他们的淫威下毫无惧意，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拍着胸脯对“南、北二公子”说道：“今天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否则你们甭想再动这二位老人的一根毫毛！”
也不知道刘大娘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凶神恶煞的“南、北二公子”僵持了有多久，母亲后来告诉我，就在刘大娘以寡敌众快要支撑不住的关键时刻，一群山东海洋学院大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涌进院里，原来机警的刘大娘在“南、北二公子”刚刚走进龙江路三十二号的灰色大铁门时就注意到他们了。担心自己一个人无法应付这些恣意妄为的高干子弟，她立刻派人去离我家不远的山东海洋学院搬救兵。
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学生红卫兵，“南、北二公子”忖度众寡悬殊不是敌手，便与他们的同伙很不情不愿地离开了。临走前，这群暴戾恣睢的打手悻悻地对刘大娘说：“咱们走着瞧！”
那天夜里当劫后余生的母亲对我讲述白天发生的惊险一幕时，我不禁对刘大娘的安危担忧起来。“那帮人一定恨死刘大娘了，如果他们找刘大娘算帐怎么办？”我忧心重重地问母亲。
“你刘大娘可不是一般人，他们不敢去找她麻烦的。”母亲信心满满地说。
“为什么呢？她这样一个普通粮店的店员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一帮高干子弟呢？”
“你刘大娘是个烈属。我想这些高干子弟若是知道刘大娘的真实身份，决不会难为她的。”
“烈属？”我惊呀地叫起来。我知道烈属是指那些在国共内战期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家属，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荣誉。
敬佩之余我又心生疑惑：“可刘大娘是有丈夫的人呀，你不是去她家时经常见到她的先生吗？”我刨根问底地追问母亲。
看到我这么好奇，母亲在那天晚上向我娓娓道出了刘大娘的身世。
（八）一个无畏的革命者
刘大娘的名字叫刘俊英，她于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山东黄县甲刘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刘俊英从小便随父母闯关东，她十岁时，父母双双于东北营口疾劳而死。年龄比她大五岁的哥哥刘建胜挑起了家庭重担，但因兄妹二人生活窘迫，几年后两人又回到山东黄县老家。黄县老家村里的长辈们看到这个青春期的少女长得眉目清秀可爱，便在刘俊英十六岁时为她说媒，于一九三五年把她嫁给了招远县一个叫刘兆洪的农民。婚后一年，年仅十七岁的她生下第一个孩子。
一九三七年孩子一岁时，刘俊英全家去了大连投奔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刘兆洪的父亲谋生。由于生活难以维持，经刘兆洪妹夫介绍，他们迁移到了东北通化靠刘兆洪赶大车糊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他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兵工厂打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家属于解放军辽东军区炮兵团的兵工厂。他们夫妻二人在这儿参加了共产党，刘兆洪后来当了厂长，而刘俊英则在该厂当保管员兼村妇女主任。
一九四八年，林彪率领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内战中节节获胜。那年六月刘俊英回到山东进入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做地下工作，该局属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当时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刘俊英一到达这个新的工作岗位，立即主动向上级要求策反在青岛军港的一艘国民政府海军舰艇“接29号”起义的任务。这艘“接29号”军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日本的一艘辅助布雷舰，原名“测天级辅助布雷艇黑岛号”，排水量430吨。这个舰的副舰长，正是刘俊英的哥哥刘建胜。原来刘建胜抗战期间先后在广东海军“海圻”舰当兵与山东海军任职。抗战结束后他于一九四六年调到青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学员队分队长，该训练团不久被合并组成海军军官学校。一九四八年刘建胜调至“接29号”舰任副舰长，因该舰无舰长，刘建胜实际是代理舰长。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批准了刘俊英的请求，派她潜入青岛进行策反她的哥哥刘建胜的行动。当时交通信息非常缺乏，从高密到青岛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刘俊英全凭两只脚一步一步来往于青岛与高密之间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她常常走得满脚血泡，双腿肿胀，由于劳累过度怀有身孕的她在路途中早产，婴儿不幸夭折。
经过多次从高密至青岛的往返联络，刘俊英取得哥哥刘建胜的信任同意起义，她还把自己的丈夫刘兆洪也安插在“接29号”舰上当舰长“勤务兵”，协助刘建胜工作，而她自己在国军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中校参谋胡孝义家当“保姆”，担任联络员与交通员工作。胡孝义也是刘建胜兄妹发展的对象，参与了策划起义的工作。
然而，这次由刘俊英与刘建胜兄妹联手策划的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刘建胜率舰起义，“接29号”舰秘密驶出青岛港。当他们行至薛家岛附近海面时，被国军从沿海岸发射的猛烈炮火击中。刘建胜头部负重伤，刘兆洪右腿也负伤，他们立即换乘救生汽艇继续前进，最后被敌舰追上。刘建胜、刘兆洪等被国军截获逮捕，关押在青岛海军基地司令部内。他们遭受严刑拷打，但坚不吐实，这使得刘俊英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把参加起义人员的家属安全转移。
一九四九年三月他们被押往上海提蓝桥监狱。刘俊英闻讯后，携带几个年幼的孩子赶赴上海设法营救。由于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接29号”舰艇上的所有主要成员，刘建胜同刘兆洪于五月在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之前被枪杀于上海提蓝桥监狱。伤心欲绝的刘俊英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她仅收到哥哥刘建胜临刑前在一张字条上为她写的遗言：“不要灰心，继续干，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们！”[1]
听着母亲娓娓道出刘大娘的身世，我震惊地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一个普通的粮店女店员，竟然是一个无畏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她为了她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事业，悲壮地失去了生命中最亲密的两个亲人：丈夫刘兆洪与哥哥刘建胜。
“怪不得刘大娘今天胆子这么大，敢于站出来阻止那些打人的红卫兵。她原来是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英雄呀！”我喃喃自语。
（九）老革命谢明钦
“你刘大娘一生受了许多苦。在痛失丈夫和哥哥之后，三十岁的她一个人除了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承担着抚养哥哥刘建胜的四个孩子与嫂子（刘建胜妻子）的重担。”母亲同情地说。
“那么刘大娘后来怎么认识现在的丈夫呢？”我好奇地问母亲。
“他们的婚姻结合，其实是由共产党组织撮合的。当时刘大娘的上级领导看到她生活艰辛，便把她介绍给一个胶东统战部的谢部长结婚了。这个谢部长就是你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建平和她的姐姐建荣的爸爸。”
“刘大娘现在的这个丈夫应该是个大官了吧？”
“是的，刘大娘的丈夫名字叫谢明钦，一个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2]。他是共产党在青岛的高级干部，担任过青岛党校校长与青岛博物馆馆长，这些日子造反派每次斗争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时，都要把他拉去陪斗。”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中对刘大娘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青岛的造反派在批斗市委书记张敬焘时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我曾经在栈桥边上的市委大院门口，亲眼看到在赤烈的夏日阳光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张敬焘书记被造反派强迫弯着腰接受批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流淌，汗水把他的白衬衫都湿透了。我可以想象出，老革命谢明钦在陪着张敬焘书记挨斗了一天之后，是多么希望回到家可以从自己的妻子身上得到温柔体贴的照顾与安慰。然而在他们家处于极其危难的那些日子里，刘大娘仍然竭尽全力地保护我的父母的生命安危。
那天夜里，我彻夜无眠。短短的一天之内发生了太多让我震惊的事情。白天刘大娘单枪匹马与“南、北二公子”对峙，毫无惧色地阻止他们再次毒打父亲与母亲，山东海洋学院的大学生红卫兵戏剧性的出现，晚上母亲对惊魂不定的我讲述刘大娘一家人的革命历史，这类属于革命教育题材的故事，本应该是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或者是在学校里的政治课上听到的，但诡异的是，那天晚上向我讲述这个革命家庭历史的人，却是被抄家批斗扫地出门的母亲。
其实刘大娘与她的丈夫谢明钦，当年可能比那些前来抄家的街道大妈们更了解我的父母的历史背景。曾经在四十年代出生入死机警过人的地下党工作者，并在五十年代的青岛公安局与市南区政府工作过的刘大娘，不太可能在不了解母亲梁今永的政治背景下糊里糊涂地与母亲交朋友。而她的那位身居青岛党政高位的丈夫谢明钦，不可能没听说过曾经在五、六十年代担任过青岛市政协社会工作组组员与市南区政协委员的父亲常子华，特别是在他担任青岛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不可能不晓得母亲的爱国义举，把外公梁善川收藏的价值连城的大小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于五十年代全部捐献给青岛博物馆。[3]
一九四九年攻入青岛的共产党军队大都来自胶东革命根据地，在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谢明钦属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他当过小学老师，曾经担任过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他一生酷爱读书，追求真理，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有深度的研究，他在青岛的高级干部中德高望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曾被委任为青岛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专门培养青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重要职位。
在文革期间，不仅是我搞不懂母亲与刘大娘如何能无视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而成为好友，就连刘大娘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对此大惑不解。最近在网上与刘大娘的小女儿谢建平女士聊天时，她说：“在我记忆里，好像有过几次看到常妈妈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我当时就想，常妈妈和爸爸还有话可聊？而且，爸爸也曾对我说，这人很不错（指常妈妈）。当时我还很诧异，父亲从哪里了解到的？我曾在父亲的书桌上好像看到过圣经一书，心里还想父亲哪里来的这种书籍，他的兴趣还真广泛呵。”
谢建平女士的这段回忆，证实了母亲生前对我讲的话。那是在一九七零年我从插队落户的潍县农村回青岛过春节，母亲悄悄地告诉我：“刘大娘的丈夫开始研读圣经了！”母亲还告诉我，圣经是她托刘大娘带回家的。我听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被扫地出门的“阶级敌人”，竟然在自己的性命都不保的文革最残暴的时期，把一本圣经送给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去读。
原来一生渴慕真理的老革命谢明钦，因为经常听到妻子回家讲述发生在龙江路三十二号的许多事情，不禁对父母以及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读圣经的他免不了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他有时会请母亲到他家里为他解读。但在那个年头母亲去刘大娘的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母亲被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勒令每天要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家门口的街头上接受繁重的劳动改造，规定她从早到晚要打石子、扫马路。母亲只有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可以走去位于黄县路十五号的刘大娘家。
当整个社会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场铲除人类文明的历史闹剧时，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仿佛是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一起探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永恒。母亲有几次甚至冒险把父亲常子华也带去为老革命谢明钦讲解圣经。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博学有灵性的讲道人，他在民国时期经常在他所创建的三个教会讲道，他的讲道内容注重人类的原罪、悔改、重生。在他一生中听过他充满圣灵的讲道而得到救恩的青岛人不计其数，父亲也许万万没想到，在他走入生命的尽头时，最后一位听他讲述圣经里的爱与恨、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人，竟然是一位在文革风雨迷茫中寻求真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