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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无关紧要的一年里,万历皇帝已经逐渐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无法应对的庞大集体。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被按捺在皇帝行为准则规范的精神牢笼里,事事不能如愿,励精图治的精气神在一天天消退。1593年,万历皇帝开始拒绝上朝,对他来说,与百官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遗产,逐渐被消耗殆尽。从1573年到1620年,万历皇帝发动的三次战争使军饷激增,户部太仓库的入不敷出成为常态。户部、兵部的官僚们一开始还能通过在各部门之间借支周转勉力支撑,但万历皇帝恶作剧式的不断从国库中挪用税收,让官员们叫苦不迭。
到了1607年,户部已经欠发边饷及商价164万两。户部尚书赵世卿为此“ 颜欲焦,心欲碎”,他给皇帝上书“太仓如洗……九边之士枵腹告急;额内者之(军饷 )支调尚难,额外者之(宫廷用银)严催又至”。说明这个时候除了皇帝的内库外,国家及地方的财政储蓄基本枯竭。
万历皇帝这个时候才做出了少许的让步,取消了每年从国库支取的20万两买办银。但这已经于事无补了,压垮大明王朝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眼前了。1615年,镇守辽东半辈子的李成梁去世,几个月后,努尔哈赤称汗,建立了后金,三年后在盛京以“七大恨”的名义举兵伐明,朝野震动。
兵部拟出300万两军饷的预算,户部正在东拼西凑时,贵州、四川、湖广三省又爆发苗民起义,三省税银被当地截留用作剿贼,这时大明亡国之相尽露。
最后明庭正式临时宣布加派200万两白银的田赋来作为辽东军饷,史称“辽饷”。本想毕其功于一役,谁料迎来的却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此后辽饷就再也没有停过,成为明末的财政黑洞,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1619年开始,每年仅辽饷支出就接近500万两白银。
1637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面对辽东战事未定、内地农民起义燎原的局面,决定再度加征“剿饷”。这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征的田赋越多,放弃田地的农民越多,农民起义就越壮大,需要的镇压军饷就越多。一心想要挽大明狂澜于既倒的崇祯,决定赌一把,在1639年再度加征用于练兵的“练饷”。
辽饷,剿饷,练饷,最后变成给大明王朝的棺材上敲上了封板的三颗钉子。
2013年,有部不出名的电影《大明劫》,讲的是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神医吴又可在孙传庭军中治疗瘟疫的故事。吴又可是士兵们的希望,孙传庭是大明的希望,但他们都明白未来是一片绝望。迟迟等不到军饷的孙传庭,一怒之下斩了当地的士绅豪强,给他手底下5000名士兵发饷。
孙传庭有一个闹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为何地主豪绅们都很有钱,但朝廷就是死活收不上税,发不出饷来。这其实就是根子上的财政制度问题。
他的怒吼,可以作为给大明送终的旁白:“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他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人心就是粮食。人心之战的背后,其实也是制度之战。制度没建设好,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