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危机的改革启示

原创： 先知书店

一群人在无知的山谷中，遵循守旧老人的教条，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先知勇敢地走出山谷，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满怀希望地回来，想带着自己的同胞走出幽闭、拥抱光明。然而，在守旧老人的煽动下，民众用石块砸死了先知。直到有一天，山谷中赖以生存的小溪枯竭了。大饥荒到来后，守旧老人的教条失去了威力。人们沿着先知开辟的道路，终于到达了幸福的彼岸。

这则寓言来自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它揭开了人类千百年来周而复始的宿命：人们渴望自由和幸福，但只会在危机到来时，才会明白真理之可贵；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才会因此寻求改变。

危机的脚步在一次次的逼近，中国人被迫走出闭塞、匮乏的山谷——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的国人已经习惯于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却很少有人记得：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发生的，改革开放是因一次次历史大危机倒逼产生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险和偶然——就像一根震荡的钟摆。

1978：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

1978年底，中国走出动荡已经整整两年。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

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私营企业基本被摧毁，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平等参与社会生活；1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然而却无法就业，城市面临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压力；“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苏俄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数十万，并在越南、阿富汗等地对中国虎视眈眈……

严峻的内外危机，逼迫着中国必须做出改变。

· 改革缘起：从最薄弱的地方突破

改革开放是如何起步的？是由谁发起的？其实，早在顶层设计启动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自谋生路”了。

农民表达了他们的态度：1978年11月24日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将土地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在民间暗涌已久。即便是在“一大二公”的年代，人们改善生活的努力仍然像野草一样在地底下生长。据经济学家杨小凯考察，很多人民公社“表面学大寨，私下大包干”——小岗村，只是率先露出地面的一棵小草。

小岗村当年就取得丰收，数年内就解决温饱。四川、安徽的成功轰动了中国。大包干在全国推开后，农村经济活力开始复苏，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粮票、肉票逐渐成为历史记忆。此后多年，中国粮棉产量持续世界第一。

开放还是封闭？人们一直在用脚投票。

深圳人最靠近香港，对两岸的差距最有切肤之痛，改变的愿望也最为迫切。为了“吃上饱饭”，1978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党团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倒逼领导层做出选择。

1980年，中央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先进行试点，然后辐射整个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的政策，吸引大批资本、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然而，1982年袁庚第一次推出该口号时，却引发如潮的争议。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亲自肯定，“姓资姓社”的争议才得以平息。

特区彩车经过观礼台(1984.10.1）

改革的突破，来自于观念的先行，以及那些不甘忍受困苦的个体，他们首先在最薄弱的地方挣脱了计划体制的桎梏，并深远地影响了家国命运。

· 民营经济在夹缝中生长

“民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都叫“私营”。改革开放后，私企大量繁生，为了避开“公私”的争议，人们把“私营”称为“民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对私营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单位”是人的第二身份，盘根错节，终身伴随。陌生人问候，通常都是“您哪个单位”。

单位给人“安全感”，也锁住了人的创造力。80年代的改革方针是“不动存量，发展增量”——国企动不了，只好先放着。同时允许私营企业家发展，允许个人创造财富。

在贫瘠的土壤中，私人资本的种子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却硬是在石板上开出了缝。第一批企业家开始像野草般疯长。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农民、退伍军人、城市失业者……

这群最敢于“吃螃蟹”的人，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人：万元户、个体户、暴发户。当时最出名的是私营企业是：温州的个体经营、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

80年代的北京人以开公司为耻，因为当时创业的人，几乎都是政府不安排工作的劳改人员。四通集团的创办人之一段永基回忆，儿子的学校让写家长工作单位，因为害怕办公司名声不好，就写了妻子的单位。许多私营企业为了政治安全，会挂靠体制单位，这被称为“戴红帽子”。

但是，由于计划思维的压制、“姓资姓社”的恫吓，私营经济仍然活在夹缝中。企业家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长期噤若寒蝉。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久，因雇佣、合资等问题屡遭地方官员打压；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就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因邓小平、袁芳烈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私营经济是“公有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在岩石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然而由于体制先天不足、市场经验缺乏，国人付出了一次次代价。

三次危机，倒逼改革

▎ 第一次危机：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

计划经济的时代，物价由行政命令决定，企业的生产也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

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因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不法分子利用物价双轨制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

自1984年末，中国经济 增速过快、信贷 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民间怨声载道。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实行“价格闯关”：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

然而，到了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上的挫败最终引发了社会震荡。

抢购大米(江西南昌，1988.2)

1990年，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国内“治理整顿”的打击下，个体户锐减360万。因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全国GDP增长仅2.4%。

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开市之初，就曾引发“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这堪称40年来最大的危机。

直到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姓资姓社”等争论才逐渐归于沉寂，海内外重新树立起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经商，私营经济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 第二次危机：1998年“下岗潮”

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方向都是努力是国企市场化。但是国企仍然长期、巨额亏损，改革举步维艰。

1998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南方大水灾，中国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时任国务院总理强力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依照市场规则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企业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直接承受后果的是7千万下岗工人。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期内很难再就业。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下岗职工生活艰辛，成为城市最大的贫困人群，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为“激励下岗再就业”而创作

98年的企业、住房等改革，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此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野蛮生长。

·下岗潮冲破了国企体制，旧有的大锅饭企业，在市场化自由竞争的面前开始大规模溃退，“单位”不再是中国人的身份标志。

数千万国企工人离开“大锅饭”国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在民营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这带来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影响——优质的劳动力从低效的国企，进入了高效的民企。

· 加工制造业的兴起、私企的飞速增长，吸引大量农民涌向城市的工厂，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进入高效率的工商业部门，中国开始了近二十年激烈的城市化进程，甚至连户口管制也开始松动。

· 1998年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姿态和承诺，使国际上对中国的开放姿态充满信心，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中国自此进入民营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时代，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此后的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占据了重要位置，Made in China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

一大批企业家抓住了机会，在沿海城市兴办工厂，以前所未有的高效吸纳了闲散劳动力。对劳动力最敏感的制造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迅速成长：从生产最简单的袜子、衣服，最后一步步发展到电脑、空调、手机。

▎ 第三次危机：2008年的多重挑战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多省发生大雪灾，1亿多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1500亿。电力、交通、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严重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缺水断粮的危险。

5月12日，汶川发生1949年以来破坏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7万人丧生，周边各县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遭受摧毁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尽管有全国乃至全球援助，震后重建直到2012年才完成。

2008年还是房地产疯狂扩张、泡沫膨胀的起点。

2008年恰逢世界金融海啸全面爆发，多国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中国制造业面临订单减少、商品滞销、资金断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困难局面。

经过市场化改革的房地产，在新世纪后飞速增长。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都是房产疯狂扩张的动因。因此，尽管“房地产绑架中国”的担忧此起彼伏，但体制的壁垒却让人们无可奈何。

出口受阻，中国继续加大投资。于是，政府紧急出台四万亿，用以挽救陷入危机的传统制造业。尴尬的是，大多数传统公司的年利润，竟然买不起北京一套房。大量资源被严重浪费，去产能、去库存的转型再次变得遥遥无期。

四十年改革开放，正好十年一次危机。

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之约，中国人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过去四十年，能让我们汲取那些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