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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危机的改革启示

原创: 先知书店

一群人在无知的山谷中,遵循守旧老人的教条,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先知勇敢地走出山谷,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满怀希望地回来,想带着自己的同胞走出幽闭、拥抱光明。然而,在守旧老人的煽动下,民众用石块砸死了先知。直到有一天,山谷中赖以生存的小溪枯竭了。大饥荒到来后,守旧老人的教条失去了威力。人们沿着先知开辟的道路,终于到达了幸福的彼岸。

这则寓言来自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它揭开了人类千百年来周而复始的宿命:人们渴望自由和幸福,但只会在危机到来时,才会明白真理之可贵;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才会因此寻求改变。

危机的脚步在一次次的逼近,中国人被迫走出闭塞、匮乏的山谷——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的国人已经习惯于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却很少有人记得: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发生的,改革开放是因一次次历史大危机倒逼产生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险和偶然——就像一根震荡的钟摆。

1978: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

 

1978年底,中国走出动荡已经整整两年。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

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私营企业基本被摧毁,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平等参与社会生活;1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然而却无法就业,城市面临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压力;“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苏俄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数十万,并在越南、阿富汗等地对中国虎视眈眈……

严峻的内外危机,逼迫着中国必须做出改变。

· 改革缘起:从最薄弱的地方突破

改革开放是如何起步的?是由谁发起的?其实,早在顶层设计启动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自谋生路”了。

农民表达了他们的态度:1978年11月24日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将土地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在民间暗涌已久。即便是在“一大二公”的年代,人们改善生活的努力仍然像野草一样在地底下生长。据经济学家杨小凯考察,很多人民公社“表面学大寨,私下大包干”——小岗村,只是率先露出地面的一棵小草。

小岗村当年就取得丰收,数年内就解决温饱。四川、安徽的成功轰动了中国。大包干在全国推开后,农村经济活力开始复苏,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粮票、肉票逐渐成为历史记忆。此后多年,中国粮棉产量持续世界第一。

开放还是封闭?人们一直在用脚投票。

深圳人最靠近香港,对两岸的差距最有切肤之痛,改变的愿望也最为迫切。为了“吃上饱饭”,1978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党团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倒逼领导层做出选择。

1980年,中央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先进行试点,然后辐射整个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的政策,吸引大批资本、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然而,1982年袁庚第一次推出该口号时,却引发如潮的争议。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亲自肯定,“姓资姓社”的争议才得以平息。

 

特区彩车经过观礼台(1984.10.1)

改革的突破,来自于观念的先行,以及那些不甘忍受困苦的个体,他们首先在最薄弱的地方挣脱了计划体制的桎梏,并深远地影响了家国命运。

· 民营经济在夹缝中生长

“民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都叫“私营”。改革开放后,私企大量繁生,为了避开“公私”的争议,人们把“私营”称为“民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对私营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单位”是人的第二身份,盘根错节,终身伴随。陌生人问候,通常都是“您哪个单位”。

单位给人“安全感”,也锁住了人的创造力。80年代的改革方针是“不动存量,发展增量”——国企动不了,只好先放着。同时允许私营企业家发展,允许个人创造财富。

在贫瘠的土壤中,私人资本的种子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却硬是在石板上开出了缝。第一批企业家开始像野草般疯长。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农民、退伍军人、城市失业者……

这群最敢于“吃螃蟹”的人,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人:万元户、个体户、暴发户。当时最出名的是私营企业是:温州的个体经营、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

80年代的北京人以开公司为耻,因为当时创业的人,几乎都是政府不安排工作的劳改人员。四通集团的创办人之一段永基回忆,儿子的学校让写家长工作单位,因为害怕办公司名声不好,就写了妻子的单位。许多私营企业为了政治安全,会挂靠体制单位,这被称为“戴红帽子”。

但是,由于计划思维的压制、“姓资姓社”的恫吓,私营经济仍然活在夹缝中。企业家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长期噤若寒蝉。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久,因雇佣、合资等问题屡遭地方官员打压;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就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因邓小平、袁芳烈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私营经济是“公有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在岩石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然而由于体制先天不足、市场经验缺乏,国人付出了一次次代价。

三次危机,倒逼改革

▎ 第一次危机: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

计划经济的时代,物价由行政命令决定,企业的生产也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

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因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不法分子利用物价双轨制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

自1984年末,中国经济 增速过快、信贷 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民间怨声载道。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实行“价格闯关”: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

然而,到了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上的挫败最终引发了社会震荡。

 

抢购大米(江西南昌,1988.2)

1990年,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国内“治理整顿”的打击下,个体户锐减360万。因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全国GDP增长仅2.4%。

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开市之初,就曾引发“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这堪称40年来最大的危机。

直到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姓资姓社”等争论才逐渐归于沉寂,海内外重新树立起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经商,私营经济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 第二次危机:1998年“下岗潮”

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方向都是努力是国企市场化。但是国企仍然长期、巨额亏损,改革举步维艰。

1998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南方大水灾,中国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时任国务院总理强力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依照市场规则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企业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直接承受后果的是7千万下岗工人。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期内很难再就业。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下岗职工生活艰辛,成为城市最大的贫困人群,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为“激励下岗再就业”而创作

98年的企业、住房等改革,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此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野蛮生长。

·下岗潮冲破了国企体制,旧有的大锅饭企业,在市场化自由竞争的面前开始大规模溃退,“单位”不再是中国人的身份标志。

数千万国企工人离开“大锅饭”国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在民营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这带来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影响——优质的劳动力从低效的国企,进入了高效的民企。

· 加工制造业的兴起、私企的飞速增长,吸引大量农民涌向城市的工厂,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进入高效率的工商业部门,中国开始了近二十年激烈的城市化进程,甚至连户口管制也开始松动。

· 1998年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姿态和承诺,使国际上对中国的开放姿态充满信心,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中国自此进入民营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时代,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此后的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占据了重要位置,Made in China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

一大批企业家抓住了机会,在沿海城市兴办工厂,以前所未有的高效吸纳了闲散劳动力。对劳动力最敏感的制造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迅速成长:从生产最简单的袜子、衣服,最后一步步发展到电脑、空调、手机。

▎ 第三次危机:2008年的多重挑战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多省发生大雪灾,1亿多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1500亿。电力、交通、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严重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缺水断粮的危险。

5月12日,汶川发生1949年以来破坏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7万人丧生,周边各县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遭受摧毁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尽管有全国乃至全球援助,震后重建直到2012年才完成。

2008年还是房地产疯狂扩张、泡沫膨胀的起点。

2008年恰逢世界金融海啸全面爆发,多国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中国制造业面临订单减少、商品滞销、资金断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困难局面。

 

经过市场化改革的房地产,在新世纪后飞速增长。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都是房产疯狂扩张的动因。因此,尽管“房地产绑架中国”的担忧此起彼伏,但体制的壁垒却让人们无可奈何。

出口受阻,中国继续加大投资。于是,政府紧急出台四万亿,用以挽救陷入危机的传统制造业。尴尬的是,大多数传统公司的年利润,竟然买不起北京一套房。大量资源被严重浪费,去产能、去库存的转型再次变得遥遥无期。

四十年改革开放,正好十年一次危机。

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之约,中国人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过去四十年,能让我们汲取那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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