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是个屁，哪有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的历史观。

这话其实很扯淡。

它脱胎于《孟子·离娄上》，原文是这样的：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一生四处周游，想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推销给诸侯。上面这段话——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得民心的办法，是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别给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桀和纣失去天下，正是因为他们失了民心——大约也是他说给齐威王、滕文公、梁惠王之类的人物听的。

孟子是在忽悠这些诸侯。

他的老前辈孔子，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

《论语》里记载，子贡向孔子问政，求教什么样的政权是好政权。孔子给了三条标准：足食、足兵、民信之。足食，就是大家都有饭吃；足兵，就是要有强盛的军事力量；民信之，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能得到民心。子贡问：假如标准缩减到两条，怎么办？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再问：假如标准只有一条呢？孔子说：去食，留下民信之。理由是“民无信不立”，如果政权没有公信力， 比如白纸黑字里写着要尊重言论自由，实际操作中却热衷于搞文字狱，那就没法得到民众的信赖，就没有办法存在下去。

这当然也只是孔子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

现实世界的取舍排序，恰与孔子的理想相反。他老人家最先舍弃“足兵”；统治者们最爱搞的，却是“先军政治”。

如此简单的事实，当然无待今人重新发现。与孔、孟先贤大略同时代的法家中人，早已窥透了个中奥秘。韩非子当年，就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了：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

大意是：当下有很多不懂政治的人，动不动就说“要得民心”，如果搞政治的真谛是得民心，那玩“利出一孔”的伊尹、管仲这类人还有何用？直接顺应民心不就完了嘛。

和主张“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的法家老前辈商鞅一脉相承，韩非子坚信，“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往往服从于威势，却很少感恩于仁义，所以呢，君王的治国之道，千万不可被“得民心”给忽悠了，那是“乱之端”；真正的治国之道是：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简而言之一句话：民心是个屁，“得民心”这件事，对君王而言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正确的做法是以“威严”而非“恩爱”来驾驭民众，有事就拿他们去送死，无事就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如此，虽与民心相背，统治却可稳如泰山。

把得民心与得天下、失民心与失天下捆绑在一起，其实只是先秦儒家知识分子诱导君王行仁政的一种话术。可惜的是，这种话术太过苍白无力，要让君王接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你首先得让他见识见识“民心”的厉害；而要显出“民心”的厉害，你首先得有一套机制，要能够将抽象的民心，转化为具体的力量。孔子也好，孟子也罢，都无法提供这种转化机制，因为在专制威权时代，这种转化机制并不存在，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并没有存在和发育的土壤。

于是，面对君王，他们的说辞，不过是“用结论A来证实结论A”——民无信不立，所以要重视民心；桀纣失民心而失天下，所以得天下者须重视民心——如此论述，当然竞争不过商鞅与韩非子。

在建构转化机制这件事情上，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有过努力。

比如，两汉之际，文化中有敬畏天意与鬼神的因素，汉儒就搞出一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天人合一理论，把抽象的“民意”，具象为“天意”，然后拿“天意”来吓唬皇帝。大到日食、陨石、地震，小到雄鸡雌化、巨石翻转，都可以被儒士们拿到朝堂上说事，作为批评施政不仁的证据。

这种说辞，自然不会有什么真鸟用。皇权可以很轻松地摘掉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可以很轻松地从知识分子手里夺走“天意”的解释权。

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准备谋反，他问谋士姚广孝：“民心向彼，奈何？”

姚广孝大笑：“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这段对话，白纸黑字写在《明史-姚广孝传》里。

“天道”为何？朱棣的父亲朱元璋说得最明白：

“得天下者，得民心也。”

这句话，白纸黑字写在《明太祖实录》里。

简而言之：我得了天下，就等于通过了“天意”的认证，我就是得民心者；天意如何，民心何在，全由我说了算。

“得天下者得民心”这话，比起“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自欺欺人的妄语，实在实诚多了。

毕竟，蒙古铁蹄踏足中原之际，耶律楚才劝服他们不要再疯狂屠城的说辞，可是与“民心”毫不沾边。他说的是：

“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若尽杀之，将无所获。”

这话，与韩非子那句——“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可谓无缝接榫。

事实上，朱元璋不但认定“民心是个屁”，他还竭尽全力，要让“民心”始终保持在“是个屁”的状态。

方孝标《钝斋文选》记载：

“浦江郑氏九世同居，明太祖常称之。马皇后从旁惎之曰：以此众叛，何事不成?上惧然，因招其家长至，将以事诛之。”

“九世同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郑氏家族已经脱离了原子化状态，他们不再以脆弱的个体直接面对庞大无匹的统治机器，他们构成了一个团体，有了组织，他们的“民意”有了转化为力量的具体有效的机制。

朱元璋的决定，是摧毁这个机制。

仅一桩郭桓案，就达成了“民中豪以上皆破家”的“辉煌成果”。

其实，类似的手段，商鞅用过（民二男以上倍其赋），秦始皇用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高帝用过（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汉武帝也用过（中产之家皆破）……

为了将民心变成一个屁，雄才大略的这些位，可以说是非常地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