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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20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迷茫而困惑。他敬仰信任的老师张居正去世后,形象突然崩塌。百官争先恐后地控诉张居正的虚伪毒辣、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这让皇帝瞠目结舌。这十多年万历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生活一切从简,日复一日的学习经史、批阅奏折。这种反转,总让万历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在这一年的殿试上,他亲自向举人们出题: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官僚们就越腐化,法令就越松弛?
这可是旷古难题,读过几本圣贤书的考生哪能回答。万历的老祖宗朱元璋倒是有过答案:凡事亲力亲为。从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事必躬亲地规划国家运行和人民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他用内阁六部制分割相权,用户籍分业制指导民生,用卫所军屯制节省军饷……
这种中央指导一切的自信,往往诞生出生一套硬、僵硬、诡异的体制。这套体制在朱元璋和朱棣这对擅长运维的大神维护下,尚能勉强运作。等到他们下线后,系统便走向了紊乱:内阁废除宰相,阁老成为跋扈权臣;户籍分配职业,王朝中后期流民四起;卫所军制屯兵百万,军备腐败。
这一系列bug中,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那个,被黄仁宇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朱元璋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十六世纪北京宛平县的一位县长就抱怨,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总价才区区2000两白银。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今天看来非常魔幻。1632年,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 还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而在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高于物资价值。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央不具备调控中枢作用,这直接导致财政分权下的中央没钱。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
明朝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三位史书里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朱元璋将庞大的帝国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洪武型财政”是最后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