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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财政不积极——一个处于危难之际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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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们奇技淫巧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意思再明白不过,永不加税。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例如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大明王朝给官员发的工资也很少。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明朝官员待遇差,“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苏木、衣物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这种制度下,官员很难不贪。

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典。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醒贪简要录》里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但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已经穷的“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逐渐异化到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明朝官僚,在经历这种“想我冷艳,还想我轻佻又下贱”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徐阶、戚继光、胡宗宪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将,其实也都是超级贪官。

这种情况下,朝廷每个人都拼命给自己创收,但中央政权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

这种类无政府状态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在十六世纪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并不成功。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王朝的不举,最先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居然减少了近2成。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 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原始而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王朝走到嘉靖皇帝这里,已经举步维艰了,这个时候,历史送来一个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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