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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有儿女,山河无故人

作者:楚团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还没过去,但似乎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年。

前有徐峥的《我不是药神》,席卷30亿人民币票房,打破了此类电影有口碑无票房的怪圈;后有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评分高达7.9,被寄予厚望。

这些年把商业片拍的炉火纯青的徐峥,走出自己固有的领地,端上一盘现实主义题材的大菜,跟常年在该领域艰难耕耘的贾樟柯一前一后呼应,颇有一种中央红军陕北会师刘志丹的感觉。

不过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之后,徐峥面对粉丝和媒体,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导演不是我。

导演真的不是他,也不是监制宁浩,而是一个2011年刚硕士毕业的小青年,叫做文牧野。这个长春人在媒体的通稿中经历简单:1985年生人,从小喜欢电影,考研考了三年,才挤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大多数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娱乐市场消费主力的95后,在看到这种通稿时大都会疑惑:“田壮壮是谁?”

田壮壮是谁?这个是好问题。作为斜杠中年,他是张艺谋的同学,陈凯歌的班长,是徐帆的前男友,是北电导演系主任,带过三个有名的研究生,一个是文牧野,一个是《绣春刀》导演路阳,还有个是赵薇。

而他的家庭背景,则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他的表兄是李雪健,母亲是著名演员于蓝,主演过《在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父亲是艺术家田方,在1942年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坐在毛泽东的左边。

但这些履历和背景,并不是田壮壮的全部,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电影《蓝风筝》的导演。

这部在国人记忆里逐渐消失的影片,诞生于中国电影巅峰的1993~1994年。在那两年,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交出答卷,《活着》、《蓝风筝》和《霸王别姬》这三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三座高峰。

几十年过去了,国内电影导演们的集体形象早已崩塌,能够获得观众认可的如同凤毛麟角。而大多数的观众,对那些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高光时刻,早已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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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北京电视台美工负责人张德生觉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名字太长,打在屏幕上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

于是从1978年1月1日起,没有结局的《新闻联播》开始占据亿万家庭的黄金时段。4个月后北京电视台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但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关注《新闻联播》,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才是全国青年的心头大事。

在西双版纳砍了几年树的陈凯歌,不顾大导演父亲陈怀皑的极力反对,跟田壮壮一起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电影学院不用考数理化。

导演系要考影片分析,放的是《英雄儿女》,里面饰演政委王文清的,就是田壮壮他爸田方,因此他30分钟就交了卷,出去买了冰棍和烟蹲在树底下等陈凯歌,一口冰棍一口烟。

摄影系要考绘画,教师子女顾长卫从小就在少年宫帮着画海报,轻松过关。父亲是茅以升弟子的张黎不会画画,斜眼瞄着前面安徽考生的落笔照葫芦画瓢,结果张黎考上了,安徽那哥们反而没考上。

陕西国棉八厂决定把唯一的高考名额,交给每月做4个新袜子图案的张艺谋。兴高采烈的张艺谋,带着作品杀奔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28岁的他已经超龄了,没资格参加高考。

倔强的张艺谋在北京和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后通过第一任妻子肖华的姐夫把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爱才,亲自给电影学院批示——“成绩优异,特殊处理”。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后来被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原本计划只录取100人的电影学院,最终招了159个。

来自北国和南疆的学子们,聚在到处是果园和奶牛的朱辛庄,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电影和艺术知识,比如摄影系的张艺谋和顾长卫为了以后能顺利上岗,弄了个生铁摄影机放宿舍里锻炼臂力。

这批从全国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目睹并亲历了国家十年浩劫的苦难,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的深刻反思,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行。

多年后,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这一批电影人,十年忧愤,四载攻读,才华一泻而出。

后来导演了《大宅门》的同仁堂后人郭宝昌是张艺谋、陈凯歌的伯乐,他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第五代们的校园作品《红象》时的感受:“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大师毕业了也要找工作,当时北影的三个阶层“高干子弟、艺术世家、平民家庭”命运完全不同,出身艺术世家的田壮壮、陈凯歌留在了北京,平民子弟张艺谋和张军钊,则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韦必达求贤若渴,到北影点名要了12个各系毕业生,不过只带回了四个平民子弟:张艺谋、何群、肖风、张军钊。

四个人到了广西厂后,马上立下军令状,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光头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这四个电影学院毕业生,拍出了电影《一个和八个》,导演是张军钊,摄影是张艺谋和肖风,美术是何群,这部电影奏响了第五代们的冲锋号。

《一个和八个》,张军钊,1984年

可惜冲锋号声和当时的“主旋律”产生了背离:刘心武、冯骥才们的伤痕文学带来的人道主义思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发起了著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风雨欲来之下,还在用铅字印刷的《人民日报》排字房里“精神污染”四个字都不够用了,《一个和八个》和《被告后面》两部片子在当时被做为“精神污染”的典型来重点批判。

在一片非议中,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手下的兵,“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所幸的是,这场“清污运动”,只维持了28天就被胡耀邦给叫停了。

韦必达不愧是豪迈人物,不仅敢顶住压力保护稚嫩的第五代们,在《一个和八个》开拍后,他更是毅然用四倍工资从北京挖来了大才子陈凯歌拍《空谷回声》,也就是后来的《黄土地》。

《黄土地》是中国电影双峰的“会师”之作,导演陈凯歌赋予了故事深沉的思想和辽远的意境,而摄影张艺谋则赋予了画面强烈的冲击感:不规则的构图下人物永远挤在画面的边缘,淹没一切的是苍天和黄土地。

《黄土地》,陈凯歌,1985年

而命运多舛的《一个和八个》在历时十一个月,修改了107次后,终于在1984年10月获准上映,这部电影里启用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瘦高个青年演员,叫陈道明。

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赢得大奖,1984年也成为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全年利润250万元,是厂里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但厂长韦必达此时已被一撸到底了。

陈凯歌有一手好文笔,1985年写了一篇《秦国人》,讲述他和张艺谋拍《黄土地》的故事。这两人都打了一手好篮球,当年北影篮球队称霸全国艺术学校联赛,他们还有个队友叫做吴子牛。

吴子牛毕业后被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处女作《候补队员》就拿下了第4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二部作品《喋血黑谷》惊险刺激,力压《黄土地》拿下1984年票房冠军,为潇湘厂赚了180万。

知识分子在赢得市场的某种赞誉后,总是容易飘飘然,摆不正位置。吴子牛在1985年掏出了“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去理解战争”的《鸽子树》,对自卫反击战流露出“消极思想”,掀起轩然大波。

那是李宁、郎平在国际体坛驰骋的年代,是民族自豪感腾飞的年代,这种批评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总设计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宽松、宽容、融洽、和谐,吴子牛的导演生涯恐怕早就结束了。

这部在小范围内放映过6场的电影,仅有的一部胶片至今仍在陕西临潼的国家影片仓库里放着,据说只能保存20年,也就是说现在早已变成一堆废塑料了。吴子牛一直想给《鸽子树》留个拷贝,可惜未果。

第五代导演们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片子不错,但是……”,轻描淡写的肯定,紧跟着斩钉截铁的否定。一部电影,从选剧本到选演员到最后送审,要经过层层审查、讨论、决定、修改,与观众见面并不容易。

但这些大风大浪年代里淬炼出来的导演,什么恶劣的环境没见过,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强悍,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尤其是90年代初期,对他们来说是金子般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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