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有儿女，山河无故人

作者：楚团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还没过去，但似乎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年。

前有徐峥的《我不是药神》，席卷30亿人民币票房，打破了此类电影有口碑无票房的怪圈；后有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评分高达7.9，被寄予厚望。

这些年把商业片拍的炉火纯青的徐峥，走出自己固有的领地，端上一盘现实主义题材的大菜，跟常年在该领域艰难耕耘的贾樟柯一前一后呼应，颇有一种中央红军陕北会师刘志丹的感觉。

不过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之后，徐峥面对粉丝和媒体，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导演不是我。

导演真的不是他，也不是监制宁浩，而是一个2011年刚硕士毕业的小青年，叫做文牧野。这个长春人在媒体的通稿中经历简单：1985年生人，从小喜欢电影，考研考了三年，才挤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大多数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娱乐市场消费主力的95后，在看到这种通稿时大都会疑惑：“田壮壮是谁？”

田壮壮是谁？这个是好问题。作为斜杠中年，他是张艺谋的同学，陈凯歌的班长，是徐帆的前男友，是北电导演系主任，带过三个有名的研究生，一个是文牧野，一个是《绣春刀》导演路阳，还有个是赵薇。

而他的家庭背景，则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他的表兄是李雪健，母亲是著名演员于蓝，主演过《在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父亲是艺术家田方，在1942年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坐在毛泽东的左边。

但这些履历和背景，并不是田壮壮的全部，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电影《蓝风筝》的导演。

这部在国人记忆里逐渐消失的影片，诞生于中国电影巅峰的1993~1994年。在那两年，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交出答卷，《活着》、《蓝风筝》和《霸王别姬》这三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三座高峰。

几十年过去了，国内电影导演们的集体形象早已崩塌，能够获得观众认可的如同凤毛麟角。而大多数的观众，对那些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高光时刻，早已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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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北京电视台美工负责人张德生觉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名字太长，打在屏幕上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

于是从1978年1月1日起，没有结局的《新闻联播》开始占据亿万家庭的黄金时段。4个月后北京电视台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但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关注《新闻联播》，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才是全国青年的心头大事。

在西双版纳砍了几年树的陈凯歌，不顾大导演父亲陈怀皑的极力反对，跟田壮壮一起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电影学院不用考数理化。

导演系要考影片分析，放的是《英雄儿女》，里面饰演政委王文清的，就是田壮壮他爸田方，因此他30分钟就交了卷，出去买了冰棍和烟蹲在树底下等陈凯歌，一口冰棍一口烟。

摄影系要考绘画，教师子女顾长卫从小就在少年宫帮着画海报，轻松过关。父亲是茅以升弟子的张黎不会画画，斜眼瞄着前面安徽考生的落笔照葫芦画瓢，结果张黎考上了，安徽那哥们反而没考上。

陕西国棉八厂决定把唯一的高考名额，交给每月做4个新袜子图案的张艺谋。兴高采烈的张艺谋，带着作品杀奔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28岁的他已经超龄了，没资格参加高考。

倔强的张艺谋在北京和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后通过第一任妻子肖华的姐夫把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爱才，亲自给电影学院批示——“成绩优异，特殊处理”。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后来被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原本计划只录取100人的电影学院，最终招了159个。

来自北国和南疆的学子们，聚在到处是果园和奶牛的朱辛庄，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电影和艺术知识，比如摄影系的张艺谋和顾长卫为了以后能顺利上岗，弄了个生铁摄影机放宿舍里锻炼臂力。

这批从全国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目睹并亲历了国家十年浩劫的苦难，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的深刻反思，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行。

多年后，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这一批电影人，十年忧愤，四载攻读，才华一泻而出。

后来导演了《大宅门》的同仁堂后人郭宝昌是张艺谋、陈凯歌的伯乐，他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第五代们的校园作品《红象》时的感受：“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大师毕业了也要找工作，当时北影的三个阶层“高干子弟、艺术世家、平民家庭”命运完全不同，出身艺术世家的田壮壮、陈凯歌留在了北京，平民子弟张艺谋和张军钊，则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韦必达求贤若渴，到北影点名要了12个各系毕业生，不过只带回了四个平民子弟：张艺谋、何群、肖风、张军钊。

四个人到了广西厂后，马上立下军令状，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光头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这四个电影学院毕业生，拍出了电影《一个和八个》，导演是张军钊，摄影是张艺谋和肖风，美术是何群，这部电影奏响了第五代们的冲锋号。

《一个和八个》，张军钊，1984年

可惜冲锋号声和当时的“主旋律”产生了背离：刘心武、冯骥才们的伤痕文学带来的人道主义思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发起了著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风雨欲来之下，还在用铅字印刷的《人民日报》排字房里“精神污染”四个字都不够用了，《一个和八个》和《被告后面》两部片子在当时被做为“精神污染”的典型来重点批判。

在一片非议中，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手下的兵，“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所幸的是，这场“清污运动”，只维持了28天就被胡耀邦给叫停了。

韦必达不愧是豪迈人物，不仅敢顶住压力保护稚嫩的第五代们，在《一个和八个》开拍后，他更是毅然用四倍工资从北京挖来了大才子陈凯歌拍《空谷回声》，也就是后来的《黄土地》。

《黄土地》是中国电影双峰的“会师”之作，导演陈凯歌赋予了故事深沉的思想和辽远的意境，而摄影张艺谋则赋予了画面强烈的冲击感：不规则的构图下人物永远挤在画面的边缘，淹没一切的是苍天和黄土地。

《黄土地》，陈凯歌，1985年

而命运多舛的《一个和八个》在历时十一个月，修改了107次后，终于在1984年10月获准上映，这部电影里启用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瘦高个青年演员，叫陈道明。

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赢得大奖，1984年也成为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全年利润250万元，是厂里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但厂长韦必达此时已被一撸到底了。

陈凯歌有一手好文笔，1985年写了一篇《秦国人》，讲述他和张艺谋拍《黄土地》的故事。这两人都打了一手好篮球，当年北影篮球队称霸全国艺术学校联赛，他们还有个队友叫做吴子牛。

吴子牛毕业后被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处女作《候补队员》就拿下了第4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二部作品《喋血黑谷》惊险刺激，力压《黄土地》拿下1984年票房冠军，为潇湘厂赚了180万。

知识分子在赢得市场的某种赞誉后，总是容易飘飘然，摆不正位置。吴子牛在1985年掏出了“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去理解战争”的《鸽子树》，对自卫反击战流露出“消极思想”，掀起轩然大波。

那是李宁、郎平在国际体坛驰骋的年代，是民族自豪感腾飞的年代，这种批评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总设计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宽松、宽容、融洽、和谐，吴子牛的导演生涯恐怕早就结束了。

这部在小范围内放映过6场的电影，仅有的一部胶片至今仍在陕西临潼的国家影片仓库里放着，据说只能保存20年，也就是说现在早已变成一堆废塑料了。吴子牛一直想给《鸽子树》留个拷贝，可惜未果。

第五代导演们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片子不错，但是……”，轻描淡写的肯定，紧跟着斩钉截铁的否定。一部电影，从选剧本到选演员到最后送审，要经过层层审查、讨论、决定、修改，与观众见面并不容易。

但这些大风大浪年代里淬炼出来的导演，什么恶劣的环境没见过，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强悍，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尤其是90年代初期，对他们来说是金子般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