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何喜欢乱世讨厌盛世？

作者：轩辕伊尹

北大的一批教授学者，包括钱理群，陈平原等辈，课堂内外，字里行间，时常充溢着对晚清民国时代的艳羡之情。在那个时代里，不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黑社会头子，都对知识分子小心伺候，恭敬有加。

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思想闪光的时代，那是一个群芳竞妍的时代，那是一个大师如云的时代，那是一个哲人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教授，地位尊显，待遇优厚，一月三四百大洋，足抵洋车夫十年的所得；胡乱涂鸦一篇小文，便可胡同里买座四合院，食有鱼，出有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他们有些遗憾自己没有早生几十年生活于那一时代，否则他们一定有机会成为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梁实秋，鲁迅，胡适，王国维，朱光潜，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中的某一位，或者与他们一样学贯中西，脚踏今古，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嘲讽军阀，叱骂总统，名噪世界，位列仙班的一代“大师”。

而在**党缔造的太平盛世里，他们颇感失落，除了皓首穷经寻章摘句混个教授职称外，就只能唾沬横飞粉尘弥漫一辈子做个穷教书匠，收入不如失足妇女，地位不如门下学生，住在桶子楼，行在单车道，实在有点潦倒寒酸______一个不检点，还有可能被自己的学生告发，成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中的“老九”。

他们甚至加以引申，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民国时代，另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最无限制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民国涌现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哲人大师，战国成就了群星璀璨的诸子百家。中华三千年文明的基石就奠定在这两个时代，后来各朝各代的所谓“学术”，无非是给这两个“伟大时代”的辉煌著作解经作注而已。

可是在知识分子眼中的这两个“圣哲辈出，大师蜂涌，思想激荡，学术争晖”的时代，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又是另一番什么景象呢？

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年年打仗，年年死人，一次长平之役，便活埋40万人，人民“易子为食，析骨为炊”，更是家常便饭______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自不待言。而北大教授们所歆羡的所谓“民国时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且不说军阀混战，军民死了多少人？蒋介石“4·12”清党政变，又死了多少人？炸开黄河花园口阻遏日本人进攻，又死了多少自己百姓？单是日本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就有30万人丧命，这是连国民党和国际社会都不否认的事实。至于四十年代天灾加战乱，民国政府饿死的人口，几个3000万都不止吧？而美国人单救朱自清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却放任亿万百姓死亡______这是连朱自清都不愿生活的“民国时代”_____这个时代虽然成就了钱钟书和他的不朽《围城》，但对于亿万人民而言，这“围城”内外就是人间地狱。

这两个“史上最辉煌”时代的共同特征，就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盗匪频出，奸人游荡，烽烟四起，战火横生，饿殍遍地，血流漂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朝不保夕，对于人民大众而言，是切切实宝的悲惨世界。

然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既没经厉过战乱，甚至也没真正品尝过饥荒的太平盛世的读书人们和“公知”们，却“梦回吹角连营”，一心一意“宁为乱世狼，不做太平犬”，要回到“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和“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种心态似乎证明着：知识分子的利益，因利益而决定的立场，以及因立场而形成的观点，是与劳动人民和社会大众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也是与政治家“河清海晏”理想和国家“长治久安”目标根本对立的。

韩非子说：“君之利在江山一统，臣之利在社稷分崩；君之利在国家安定，臣之利在天下乱危；君之利在政通人和，臣之利在朋比为奸；君之利在有能而任官，臣之利在无劳而得禄，君之利在选德任贤，臣之利在结党营私”。其实，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之间在利益上的不一致和冲突，与君臣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像。如果比喻得再直白一点，它就像病人与医生的关系：病人希望医生手到病除，但医生肯定希望你的病拖得越久越好_______既不想你早愈，也不愿你早死。

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不喜欢太平而喜欢乱世呢？因为世道如果太平的话，苏秦张仪之徒便只会“妻不下席，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兄弟翻白眼”地做永远的屌丝，而且永世不得翻身；姜太公只能永远当个渔民，终身垂钓渭滨；诸葛亮只能一辈子“躬耕南亩”，永无出头之日；陶渊明要么“采菊东篱”，要么“为五斗米折腰”，没有第二条出路；伯夷叔齐只能“采薇而食”，饿死首阳。总而言之，在人民大众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里，知识分子是找不到出人投地的机会的，所以他们必然喜欢动乱和分裂。

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英雄要问鼎，豪杰要逐鹿，土匪要争霸，流氓要自强，一般都不敢得罪这些腹有诗书，胸藏韬略，心怀机变，舌含利忍的读书人_____ _这就难怪军阀，土匪和黑社会老大都对他们“礼贤下士”了。

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矮人晏婴才有“二个桃子除掉三名悍将”的机会，孙武子才有十三篇《兵法》换来连杀两名美女的权威；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父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的穷屌丝苏秦张仪等才有“安居而天下熙，一怒而诸侯恐”的显赫地位，李斯，尉缭等原本吃屎的瘦弱厕鼠才有“衣服饮食皆与皇帝同”的“米仓老鼠”的荣遇；也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诸葛亮才有机会由一个“躬耕南亩”的农民，得到“鞠躬尽瘁”的待遇。

汉朝的东方朔写了篇《答客难》，很形象地说出了知识分子在太平盛世的尴尬处境和在战乱时代的无限机会：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所以，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说他们代表广大百姓利益，为人民大众利益鼓与呼，其实都是假话——他们谁的利益也不代表，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相反对的。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常常是反人民，反国家的，因而是反动的。

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怪不得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从康熙帝到毛主席，大凡结束乱世走进太平的盛世圣君，几乎别无选择没有例外地不得不发动一场“焚书坑儒”的运动或者“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