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去世，发篇文章解一下《雍正王朝》的毒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原文

编者按：作家二月河于2018年12月15日凌晨病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够像二月河这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历史小说以及依据该历史小说改变的电视剧，将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上亿读者和观众。

可惜的是，二月河历史小说里所描述的康乾盛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盛世”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及其御用文人自吹自擂的结果，如学者王春瑜所言：“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吏治极其腐败的盛世，是一个文化空前高压人人自危的盛世，是一个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的盛世——认同“康乾盛世”的当代史家戴逸，也不得不承认，“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二月河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歌颂康雍乾三代帝王：“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工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也许他并不知道，“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汉奸’一词。……直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而雍正皇帝，恰恰正是而“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恰恰始于二月河着力歌颂的雍正皇帝的谕旨、御批。在这些谕旨、御批中，“汉奸”的意思是“对清廷心怀不满、对清廷造成利益损害的汉人奸民”。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当局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缘故之一，这种思维源远流长，到了鸦片战争时代，当局甚至甚至喊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防范汉民，要优先于防范汉兵；防范汉兵，又须优先于防范外寇）的口号。

发一篇旧文罢，略解一下《雍正王朝》之类东西的的毒罢。

文 | 谌旭彬

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表面重振士大夫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直奔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之尊严而去。

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耗费20多两银子办就的“螃蟹宴”感叹道：“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自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今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战战兢兢说：“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当初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