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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去世,发篇文章解一下《雍正王朝》的毒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原文

编者按:作家二月河于2018年12月15日凌晨病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够像二月河这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历史小说以及依据该历史小说改变的电视剧,将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上亿读者和观众。

可惜的是,二月河历史小说里所描述的康乾盛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盛世”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及其御用文人自吹自擂的结果,如学者王春瑜所言:“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吏治极其腐败的盛世,是一个文化空前高压人人自危的盛世,是一个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的盛世——认同“康乾盛世”的当代史家戴逸,也不得不承认,“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二月河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歌颂康雍乾三代帝王:“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工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也许他并不知道,“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汉奸’一词。……直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而雍正皇帝,恰恰正是而“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恰恰始于二月河着力歌颂的雍正皇帝的谕旨、御批。在这些谕旨、御批中,“汉奸”的意思是“对清廷心怀不满、对清廷造成利益损害的汉人奸民”。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当局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缘故之一,这种思维源远流长,到了鸦片战争时代,当局甚至甚至喊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防范汉民,要优先于防范汉兵;防范汉兵,又须优先于防范外寇)的口号。

发一篇旧文罢,略解一下《雍正王朝》之类东西的的毒罢。

文 | 谌旭彬

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表面重振士大夫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直奔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之尊严而去。

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耗费20多两银子办就的“螃蟹宴”感叹道:“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自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今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战战兢兢说:“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当初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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