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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去世,发篇文章解一下《雍正王朝》的毒 | 短史记

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雍正如此大张旗鼓打压科甲官员,虽对外宣称是要彻底消灭徇私包庇、朋党勾结之恶习,但究其根源,却在于皇帝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彻底排斥。

清代早在皇太极时已有科举。其开设目的,范文程当年说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此乃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而非服膺于儒家政治观。

经顺治、康熙两朝近百年的发展,科举在清代渐成制度。知识分子慢慢接受爱新觉罗政权的过程,实也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慢慢复苏的过程。至康熙晚年,士大夫要求在国家事务上取得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已经很高。

然而,爱新觉罗政权毕竟不同于宋、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权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也是宋、明两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故而,在宋、明两代曾部分实践了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在清代却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雍正是这阻力中,最决绝的一环。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以道德教化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套由各级官员组成的统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下有序的道德体系——里老是所在村镇的道德楷模,知县(令)是所在县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类推,内阁宰臣是整个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于最顶端的皇帝,则被定义为整个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否合格地扮演了这个全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士大夫日后评价皇帝在位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在雍正看来,这种道德体系对巩固他的统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对“能吏”的渴求,远远高出了对道德君子的渴求。他所宠信的田文镜、李卫之辈,道德品行都很不堪。至于如宋、明那般,容忍士大夫将皇权与士权等量齐观,在雍正的立场更是绝难允许之事。

比较而言,在清代皇帝当中,雍正的尊孔力度可算最大。祭拜孔庙,为孔子加官晋爵,册封孔子后裔,对赴考的士子们嘘寒问暖,……这些方面雍正都远胜于他的前任与后任。这种高度尊孔,与对科甲官员的严厉打压,看似相悖,实则一体。雍正自述,毕生政治信条乃是“综核名实”,即区分事物、人情的虚与实。尊儒弃儒,对雍正而言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尊儒,乃是为了将天下知识分子网罗到统治秩序当中来;而弃儒,乃是为了击碎儒家知识分子对“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幻想,发动旷日持久的折辱科甲官员运动,也是为了扼杀掉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复苏。

雍正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是无处不在的密折制度。

 

人人是监视者,人人也是被监视者


 

密折制度,即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该制度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这种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自其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13年,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现存密折不过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却多达22000余件。如此,不难看出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情有独钟。

获准密折奏事,是一种荣耀,说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恼,因为雍正经常会催问最近为何没有密折上报。这样的责备屡见不鲜:

“地方事务,譬如民情、吏治、年岁的丰歉,为何没有一个字密奏上来?”

“自抵达广东以后,没有一本有实际内容的密折,难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说一说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压,地方官员自不敢怠慢。为了交差,许多鸡毛蒜皮之事混杂在密折里源源不断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胜其烦。于是又反过来责备上密折的人。如批评南天培“不可无事频来”;批评田文镜“太觉频数,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批评葛森“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徒劳往返为塞责之举”……。责备完了,雍正往往还不忘补上一句漂亮话:遇有必须密奏之事,何妨一月数次;若真无事可奏,何妨几年没有折子,朕绝不怪罪。

密折最要紧的是保密。雍正屡次警告获准密折奏事之人“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汝匪浅,追悔亦莫及矣”。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朱批,必须只有写密折的臣子和皇帝两个人知晓,还威吓说,对于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传看、两省相邻而互相通知、路过别人驻地而互相探问之人,一旦被发现,将严惩不贷。

密折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奇谈,都可写入密折。康熙的指示是:“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相信自己具备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潜伏的异动征兆的能力,故特别关心市井奇谈。

整个密折制度,如同一张巨大的间谍网,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的间谍,等于全部处于其他间谍的监控之下。除了皇帝以外,全国所有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边必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到底谁才是那个间谍。简言之,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贵州巡抚,为此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说毛文铨“老成谨饬”,在边境省份工作多年,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很有经验,贵州苗民多,适合毛去做巡抚。毛因此受到提升。但雍正还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听毛到任后的表现。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哈礼和毛文铨关系不和,于是在密折里大肆诋毁毛,说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尧的密折里也说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评价毛“才情平常”。最有趣的是,在贵州大定总兵官丁大杰评价毛文铨没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后面,雍正留下一段显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朱笔御批:“朕早鉴毛文铨徇隐、欺饰、卑鄙、巧诈。”已经准备罢免毛文铨了。但结果却很快峰回路转。毛文铨得到一个机会入京面圣。一番面谈之后,雍正忽然发现此人办事非常干练,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恶评所说。于是,当石礼哈再来密折诋毁毛文铨时,雍正在折子后面留下朱笔御批:“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当然,自己之前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这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当事人毛文铨一直蒙在鼓里。

 

这张间谍网的具体运作,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见一斑: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独立,互相没有交流。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此外,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字。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的官员。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谓空前绝后。康熙时代,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废除,但新皇帝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极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其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然回顾其执政手段,自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治国,其劳累致死,岂非自寻死路?

那案头如山的密折,对雍正的自诩之言——“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无疑是一种深深的嘲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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