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
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极乐衷于发动全民运动的皇帝，雍正很明白破立之道——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要集中力量树立反面典型。
钱名世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其书写“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并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样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们都知道，这种“名教罪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钱名世招致皇帝发动全国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直接原因是牵涉年羹尧一案。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伯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读了却怒不可遏。其后，雍正又在钱名世诗文中发现颂扬年羹尧的句子：“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当年康熙皇帝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乱的功绩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睦，即位后借口碑文没有将康熙的功绩凸现出来，对碑文内容做了许多篡改。钱名世揄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足够再立一块“第二碑”，雍正自然不会高兴。
不过呢，文人作诗文颂扬名臣，也只是寻常事。何况钱名世颂扬年羹尧之时，雍正也尚在给年的密折里说着“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之语。何况，当日颂扬年羹尧者甚众，肉麻超过钱名世者大有人在。然而遭殃的却只是钱名世一人。
这种特别“待遇”，当然不会没有原因。真正让雍正震怒的，并不是钱名世写诗颂扬年羹尧，而是钱名世在诗中以周公、召伯颂扬年羹尧。周公、召伯之典，所蕴含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雍正是很清楚的。这种政治理想，让雍正非常地不高兴。
钱名世很快成为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科甲出身官员的代表人物钱名世，本有着让儒家士大夫自抽嘴巴的恶毒用心。随后，雍正又把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其整理刊刻、出版成书，分发到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供全国知识分子学习，引以为戒。末了，皇帝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乃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须亲自去钱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是否还稳稳当当挂在钱家大堂之上。
无论是“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还是“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其实质并没有区别。前者借褒奖翟世有，间接斥责儒家士大夫道德沦丧；后者借打击钱名世，直接羞辱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李绂罢官
雍正三年六月，一个叫莽鹄的巡盐御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莽鹄说，天下钻营附势之徒，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举者藉此在考场上通融关节，已出仕者则藉此互相荐举。以往素来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如胶似漆，彼此荐引说情，每每徇私舞弊，无视法纪。最后，莽鹄建议，朝廷应该颁布明诏，严厉禁止科举官员们之间搞门生、座主关系。
莽鹄这道奏折的出炉，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发生学子罢考事件。事件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因修复黄河河堤的劳役、资金不足，故要求当地绅衿也“一例当差”，和普通百姓一样出钱、服劳役。
儒户、宦户们享有豁免劳役的特权，本是帝国对知识分子们的一种优待。这项特权关系到知识分子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同时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轻易触犯。雍正很明白这一点，田文镜将自己的做法报告上来时，皇帝曾在御笔回批里谆谆告诫他要慎重；若只能这样办，必须提前做好当地士绅们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诫还在路上，河南已经出了事。五月二十二日，开封府当地的绅衿、武生们聚集到巡抚衙门投诉，激烈反对一例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宦户们的特权和尊严。巡抚衙门处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学臣衙门。最后矛盾激化，出现了文、童生集体罢考事件——至此，事件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是否参加朝廷科举，自清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否认可和拥护现政权的重要标志。故而，闻知出现罢考事件的雍正暴跳如雷。
事件本身并不难平息。按常规措施抓、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又很快安定下来。朝廷很谨慎，惩戒措施没有搞株连、没有搞扩大化。但雍正心中却有了一道巨大的阴影——他惊讶地发现，在处置罢考事件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忙前忙后异常积极；而他那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同僚，几乎全部反应冷漠。譬如，当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张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户们“抗粮生事”多有庇护，此次儒生罢考，他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开归道陈时夏，本指定由他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这位科举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审案，反把闹事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另一位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掺和到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根据雍正接到的密报，也“初有沽名袒护之意”。
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虽小，但背后儒家士大夫们的“彼此为援”，却给雍正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当田文镜在河南站稳脚跟，开始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时，他得到了皇帝热烈的褒奖。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弹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皇帝立即回批鼓励：“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诺做底牌，田文镜弹劾河南境内科举出身官员更加卖力。到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人心惶惶，田文镜容不下士大夫的传言愈传愈烈。
恰逢此时，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赴任路过河南。李绂幼称神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精擅方志史学。作为理学名臣，李绂在帝国士大夫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河南暂停期间，李绂曾找到田文镜，劝其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之人，田文镜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李绂进京之后，便上了弹劾田文镜的奏折，说他“性情僻暗，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并举了几个田文镜一手提拔的市井无赖为官后危害百姓的例子为证。
李绂此刻正受雍正青睐。这道弹劾折子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雍正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是“用人适当”。李绂所举无赖官吏害民例证，经调查完全属实，田文镜随即受到皇帝的严厉责备。就事论事，田文镜此次被弹劾，本没有什么辩解余地。但田文镜另有反击思路。田很明白，李绂弹劾自己，其根源在于对自己蹂躏河南读书人的政策有所不满；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皇帝素来缺乏好感。在这二者之间，田文镜觉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谋深算的田文镜在给皇帝的密折里，非常干脆地承认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属于失职，接着转而大谈特谈李绂此次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科举出身官员互相党援庇护的弊俗所致——李绂自然也明白皇帝对读书人素无好感，故弹劾田文镜时，折子里绝口不涉其对读书人的折辱。为“证实”自己的指控，田文镜“考据”出了李绂与几个被折辱过的河南科举出身官员属于同科进士，以此为基础推论，指责李绂对自己的弹劾，其实质是在为这些受辱的科举出身官员鸣不平，乃是科举朋党徇私为奸。
田文镜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很快他就接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御批指示：“今览尔此奏，（李绂的弹劾）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结果，是皇帝重新表态：田文镜确实用人失职，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尽忠，只是被下属一时蒙蔽。皇帝非但不再追究，还派人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至于李绂，他的弹劾虽然被证明是准确的，但皇帝却扣了他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严厉申饬并摘掉了其直隶总督的顶戴。这样是非颠倒的处置，很自然地引起了“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的耸动效果。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皇帝还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运动。到了这年十二月，李绂与田文镜的这段纠葛又被雍正翻出来大做文章。这一次，皇帝明确表态，要彻底整治科举出身的官员。理由是：但凡科举出身官员，必存在徇私结党、互相排挤的恶习。皇帝“沉痛”地说道：“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谕旨里，皇帝又说，哪怕因此而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他也在所不惜！
杨名时在劫难逃
对科甲官员有计划的打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运动从打击科甲官员领袖开始。雍正力求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科甲官员们形成巨大的震慑。已经被打倒了的李绂算是领袖之一；接下来，皇帝又看中了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名时在劫难逃。雍正在一封给宠臣鄂尔泰的谕旨里早就说过：“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李光地已死，接下来数得着的便是杨名时，自然要拿他开刀。况且，在雍正看来，自打击科甲官员运动开展后，杨名时非但不配合朝廷，连韬光养晦的觉悟都没有，反“挺身乐为领袖”；且凭着个人的声望，搞得连雍正的亲信如大学士张廷玉等人，面对杨名时居然也很“慑服尊重”。
诸多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雍正五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结果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很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显然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居然不留给后任去做，如此过分无非也是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这些指控，无一不是诛心之论。
雍正尚不“解恨”，接着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极致的旨意。皇帝说：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们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墙倒众人推。接替杨名时的云南巡抚朱纲，迅速用实际行动——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与杨名时划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显然是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所以，这些亏空必须勒令他来进行赔偿，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
雍正六年，皇帝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打击杨名时只是一个凶猛的开端。自雍正四年开始，每个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打压科甲官员。譬如，雍正五年，王国栋升任湖南巡抚，皇帝明确给他下达了弹劾“科甲出身的庸员”的指标。而凡有科甲官员蒙冤申诉，皇帝几乎无一例外，给他们冠以“结党怨望上司”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