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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异族统治，汉人终于夺回了政权。明朝皇帝吸取元朝因贪腐而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希望明王朝江山万年长。从开国之君朱元璋一直到末代皇帝朱由检都十分重视反贪，手段之残酷，古今罕见，但明朝最终还是亡于贪腐。到了晚明，整个社会腐败，无可救药，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崇祯吊死煤山，一代王朝灰飞烟灭。
明朝政治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由清到浊，由俭到奢的衰败过程。
人本性贪，生而好利，与天道相违。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老子说，中国上古之时，有一个天道盛行时期，那是一段天下为公的美好时光。自从中国社会告别天道之后，就一直奉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分配原则。贪污是人之道的的产物。中国古代先哲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人的贪欲不可能灭掉，也不应该灭掉，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进步。儒家思想认为，人的欲望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部分，合理的叫做天理，即满足自身需求的部分，不合理的叫做人 欲，指超过自身需求的欲望。
明代初年，由于元朝的腐败遗风犹存，中央和地方官员贪腐现象非常严重，府县衙门官员“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连中央派往各地的监察御史也“假御史之名，杨威胁众，恣肆贪淫。”朱元璋亲自办理了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秋粮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吏，系死者数万人。”“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严刑峻法起到了作用，有人说，明朝“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但贪污现象并没有绝迹。到了弘治，正德两朝以后，故态复萌，愈演愈烈。当时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皇帝殆政，内阁滥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侵吞公款。 皇帝不得已用太监对付廷臣，然而同流合污，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言官首鼠两端，吏部堪比市场。至万历中期以后，朝政颓废，已经病入膏肓。贪污成了一种生活 方式，“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无官不贿赂，“无守不盗窃”。万历年间，除夕时节，南京城兵马司送礼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于“食盒塞道，至不得行。”“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明朝的贪污是全国性的，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明朝政治特点是，废除了相权，帝权空前，建立了内阁相互制衡的政务运转体制，太监合法参政，监视体系完整，覆盖社会每个角落。
毁掉明朝的是利益集团。任何一个国家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操纵国家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和公共政策。是社会一系列政 策变成最符合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国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监察御史对京外官员拥有考绩、纠察、举劾等权力，必然成为贿赂对象，监察机构最后也 因腐败而瓦解。在崇祯时，一名监察御史巡按一次，所获馈赠就达二三万两。中国历史上，吏治最腐败的时期正是监察机关职务犯罪最猖獗之时。
严嵩父子贪腐令人叹为观止，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御史五百两，给事中八百两，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严嵩父子倒台后，从严世蕃家搜出“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即使主持改革的张居正也不清廉。他掌国政十年，生活奢侈，行贿受贿，他死后，抄家炒出“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他首辅也不干净，徐阶、高拱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整个朝廷“大臣贪浊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唯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到了明末，皇帝不临朝，政事荒殆，社会矛盾激增，君臣关系渐行渐远，不过，统治政治集团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四分五裂，但在掠夺社会财富方面还维持着一种同盟关系。各级官员和社会精英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一份子，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天下大乱而是希 望政权寿命尽可能延长，完成各自利益链的构建，抓紧时间在政权崩溃来临之前储存足够的资财。
到崇祯时，朱家在政治上已经破产，皇权政治基础已经溃败，皇帝呼吁“化异为同”，但朝廷朋党结构已经固化，形成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联盟。崇祯哀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 竭力打击士大夫门户，并无奈再次启用太监为打手。但此时太监也和大名皇帝一样不再可畏。而且这一招彻底把士大夫阶层推向了敌对阵营，最终导致崇祯走向灭亡。李自成打进北京后，百官报名投顺者四千余人，而为国捐躯者不到三十人。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理想和现实生活境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士大夫普遍陷入精神困境，令他们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痛苦徘徊。士大夫阶层和朱新王朝离心离德，更多人选择了退而求利之途。天下形成了“利归群小，怨归朝廷”的局面。朝野上下盛行罵黄帝的“非君”思想意识。明末儒家伦理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五伦之首本来是君臣、父子、夫妇、可是夫妇被放倒了首位，君臣跌落到了第四位。
为防止官商勾结，明朝严禁官员及其亲属，家人从事商业活动，但到了嘉庆，万历朝已经废弃，例如，首辅徐阶在京开了多间铺子，获利颇丰。
尽管对贪腐者抄家灭族，剥皮实草，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朝廷的反贪永远只针对着留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撞沉泰坦尼克的恰恰是没在水底的那部分。因此，真正的反贪应该是社会基本利益结构的调整而非仅仅查处几个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