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是怎样爱上苏联的｜大象公会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原文

莫斯科-北京，A Love Story.

文｜兔透射

2017年，中国首次成为俄国民众眼中「最亲近和友好的国家」，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研究显示，62%的俄国人都把中国列入了他们的「主要朋友」名单。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份肯定实在有些姗姗来迟。与之相比，信任俄国几乎从来是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毕竟今天的俄罗斯看上去正像是苏联老大哥的继承者，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权力交接之后。

尽管中苏交恶的时间比中苏友好的时间还长，但中国人对苏联还是常怀特殊的情愫，至今仍为它的解体而忿忿不平。

这也难怪，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苏联的表现是如此与众不同，其他国家都只需平等地往来，唯有苏联让中国自愿做它的学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不过，回到近70年前，中国政府刚准备以俄为师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却并没有做好准备。

「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对于这一政策，觉悟不高的民众多不以为然。京津等地的高校教师挖苦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又倒下去了。」

普通市民更是不清楚苏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疑惑地向宣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中共干部问道：「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指的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发威慑意味的空炮

● 斯大林上台后，这声炮响的意义被宣传不断放大，图为苏联著名漫画组合库克雷尼克赛的油画《「阿芙乐尔」的炮声》

当时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印象并不多。他们要么不了解这个国家，要么就对它心存反感。

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二战末期亲眼见识了苏军士兵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因此对苏联怀有最负面的情绪。即使是时任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也对「少数兵士」的行为感到愤慨，需要驻军总指挥部政治副指挥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其他地方讨厌苏联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爱好历史，关注国际新闻，对海参崴、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耿耿于怀，很多大学生还参加过1946年的反苏示威。

● 1946年初，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专员张莘夫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加上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出于信息饥渴，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也会传播低级政治谣言。比如顾颉刚先生就在日记里记述他听来的「消息」，说苏联要中国割让七个港口，毛泽东跟周恩来不肯卖国，都被扣成人质了。

更多的中国人则纯粹感到莫名其妙：为何突然就冒出一个叫苏联的国家，又先进又强大，对我们又好？以前怎么没什么存在感？

相比之下，「美国富强发达，常常援助中国」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 沃特.迪士尼绘制的援助中国抗战海报，泥娃娃代表中国人

因此，干部在宣传「一边倒」政策的同时，还肩负着宣讲「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纸老虎」的任务，同时颠覆了两个大众常识，经常招来群众有意无意的刁难。

工人阶级中，不少人用过欧美机械，多不相信苏联工业发达：苏联那么先进，为什么他们的机器都粗糙不堪。对这类问题，干部通常也准备不足，只好说苏联产品虽然粗糙但经久耐用。

很多市民则认定，苏联重工业还行，轻工业纯属吹牛，不然为什么「苏联花布又不牢，又退色」？而美国制造显然经过质量认证，「干部用药，也是先找美国货」。

上海人尤其傲慢：「苏联没有好的钢笔，要我们关勒铭钢笔运去」；「苏联手表像钟一样粗大」；「苏联连棉毛衫也没有，要中国运去」。

● 1936年制关勒铭钢笔，是上海轻工业的一个骄傲

干部跟上海学生作正面宣传，讲到「苏联同志热烈鼓掌，鼓到手表也停了」，他们却别样解读：「苏联手表这样差？连鼓掌也会停的？」

即使是淳朴的农民，对老大哥也不免说三道四：「苏联既然有米丘林和李森科农业发明，为什么还要把中国的水果运去？」

一味宣扬苏联的好，也伤到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他们辩证地反问：「苏联一点坏的没有吗？中国一点好的没有吗？」

不少群众甚至对「老大哥」这个称谓都颇有微词：「我们人多物产多，凭什么叫他老大哥？」遇到苏联儿童来华访问，还有人借机挖苦宣传干部：「你可以上去喊他老大哥了！」

复旦大学学生对公共场所的斯大林像也表示不满：「蒋介石亲美还没挂杜鲁门像，共产党亲苏连斯大林像都挂出来了！」

● 1949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

就连干部教唱的苏联歌曲，都因为「我们没有见识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歌词，而惹得一些学生勃然大怒，质问他们对中国空气有什么意见：「难道我们不可以自由呼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