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对不少人来说，只记得金庸笔下的书剑江湖，但他其实也一如笔下的人物，半生经历漂泊流离，又在时代的安排下走上政治尖锋，“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成就一代文人传奇。
出身望族世家年少漂泊流离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查家书香传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查家自康熙年间就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金庸曾回忆，自己家中挂着康熙题字“澹远堂”，对此印象深刻，也因对康熙的特别好感，后来写进了“鹿鼎记”中。著名诗人徐志摩，是金庸舅舅之子。
金庸就读嘉兴中学时，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令他失去家庭依靠，随学校迁入浙江山区，开始了第一段人生的漂泊生涯。他曾接受军事训练，又在西南苗人和汉人聚居之地生活两年。寒冷的冬夜里，苗人汉人围着火堆唱歌、跳舞的情境，金庸用笔一一记下，总计记录民歌1000多首，不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体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也记录下这些逐渐流失的宝贵遗产。
1941年，金庸迎来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入读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那是当时国民党专门培养高干的学校。他曾回忆，当时生活刻苦，经常躺在硬梆梆的长凳上睡觉，这也成了后来小龙女睡在绳子上的桥段；此外，因为在校园中看不惯其他学生的横行，他与训育长产生争辩，最后更被勒令退学，结束短暂的大学生涯，如同他笔下的令狐冲、杨过，因“胆大妄为”，而被逐出师门。
离开学校后，他到了中央图书馆任职两年，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开启了他将西方元素融入中国武侠小说之中的独特角度，也令他的小说更加脍炙人口。
父亲含冤被中共处决惊醒梦中人
1949年中共建政，随后开始“镇反”运动，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中共定性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1951年4月26日在家中被中共抓捕批斗、并在家人面前处决，查家3600亩田地被没收，只剩下2间老屋。
他在《金庸大传》中，有提及父亲被冤杀的情节，当时中共政府还要家人赔偿枪毙父亲的子弹费：1角人民币。
金庸的继母顾秀英无力抚养几个子女，于是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随即被中共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到公审和斗争，毒打三天三夜。顾秀英身上留下的伤痛折磨了她一生，最终于1989年去世。
当时的金庸，已经因任职《大公报》香港分社移居香港，而且已经是成名的武侠小说家，因此没有受到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
但无庸置疑的是，父亲的死对他影响十分深远。他离开1949年后靠拢中共、实行“思想控制”的《大公报》，并在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35年，期间发表近20000篇社评、政治评论，针对时弊、笔锋犀利，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从1955年开始至1972年封笔，查良镛以金庸的笔名在17年间共撰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小说，然后潇洒转身，成为知名传媒人，“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华人文化圈形容他一生的缩影。
从文人到传媒人金庸与邓小平的恩怨情仇
1978年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承诺逐步推行国企私有化等政策，金庸与不少爱国的香港人一样，期望看到“新中国”走向光明一面。而金庸早在《明报》创办初期，以反“文革”、反“极左派”着称，甚至有传自己上了极左派的暗杀名单。邓小平的复出，令金庸的命运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接见了金庸，令他成为“邓小平接见的第一个香港人”，邓小平更主动提及其父被处决一事，后来金庸父亲得到平反。1984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共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及起草委员会相继成立，而金庸也是草委之一。
1986年，香港民主派牵头提出“要求普选行政长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数立法局议席由直选产生”的方案，与工商界主导的“1997年后的行政长官由一个600人选举团选出，这选举团还会选出四分一的立法会议员，而立法会一半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直选则占四份之一”的方案争持不下，金庸与另一草委查济民，抛出了一个被认为是合北京胃口的“双查方案”，建议“立法会分三届发展到半数直选、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委选出”，被批评“出卖民主”。
而这套方案，最终真的成为了1997年香港政制的安排，也被指令至今香港仍未能实现民主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原因。
曾有分析指出，当时香港政商界等具影响力人物，包括金庸、也包括香港传统民主派的元老等，都对中国充满希望，期望以软性手法争取香港民主和自由、而愿意接受折衷的“临时安排”，但未料中共此后态度逆转，造就了今日的困境。
1989年6月4日北京，北京颁布戒严令、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金庸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洒泪，他说：“自己一直敬佩邓小平，也支持他的路线，但看到邓小平在电视上出现，我很震惊，看到镇压的情况，我很难过。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我一定要抗议、反对。”
金庸随即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等职务，并在后来的文字中表明自己，从此与政府“不来往”、“避而远之”，也不会出席“庆祝回归”的活动。
他在《明报》发表的评论，多支持港英政府、支持港人治港。他以凌厉的笔锋，诉说自己的悲愤之情：“以自己对中共的了解，早年我在《大公报》和《新晚报》做了约十年，年青时对共产党存希望，认为能改革中国，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我感到失望，从开心到来，至失望离开”；1967年“六七暴动”中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左派暴徒烧死，金庸曾感叹“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蔡元丰回忆金庸武侠小说中反映的政治观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蔡元丰接受《香港01》访问回忆，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自己刚好负责接待金庸。
“行程第二日，金庸就喊闷，想逃离研讨会，于是着蔡元丰驾车带他到落矶山脉游玩。当时行车速度颇快，金庸不但没有惊慌，反幽默地指蔡元丰是’雪山飞车’。 ”蔡元丰回忆，金庸毫无架子，令自己印象深刻。随后自己拿出金庸以真实姓名－－查良镛写作的社评《香港的前途》请他签名。
“他有惊讶，因为从来都没有人邀请他签此书”，而金庸不但亲笔签下“查良镛”三字，并即场写下一副对联给自己。
对蔡元丰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小说，还反映了他的政治观。例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自己契丹人和汉人两个身份的难舍难择；《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在胞兄乾隆和反清大业中的矛盾等。
金庸小说背后的真实涵义，或许只有金庸本人才知道，不同的人都能解读出不同的味道。不过，金庸笔下的主角，无论是郭靖、杨过、张无忌、段誉等，不是出场就是大侠，他们都经历重重难关、才练就绝世武功。金庸的武林，有儿女情长、有万丈豪气、也有阴险毒辣、暗潮涌动，但唯有行走于正途之上，才能成就仁义大侠、逍遥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