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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时刻」。

《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摄:VC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在香港,避开了「镇反」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民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寞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副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创办《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会。

做「公正善良」的报纸,决定报道「逃港潮」

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又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成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荒」达到高潮,每天由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导《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导,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金庸创作多部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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