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在香港，避开了「镇反」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民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寞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副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创办《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会。

做「公正善良」的报纸，决定报道「逃港潮」

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又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成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荒」达到高潮，每天由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导《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导，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金庸创作多部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