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笔战《大公报》，精准预测「文革」

《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导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步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后，金庸锋芒渐露。他每天一篇社评，对时局进行评议，其中不免由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逃港潮」报导积下的旧怨，和不断炮轰北京的「新仇」，终于也引起了「左派」报纸对他的回击和「报复」。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批评北京，在内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给阿尔及尔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为题写作社评，对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传闻给予评论。这样的社论，即便放在2018年，视乎也尚未过时。

10月30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之后，金庸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以表明他的反对立场：「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几条裤子穿吧！」

尖锐的批评彻底激怒了「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商报》等群起攻之。《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金庸和《明报》「恶毒反华」，「下流反华」，「妖言惑众」，「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金庸对此一一反驳，他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写道：「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关键时刻，在诸多敏感话题上请《大公报》「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国？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当时所面临的处境，实则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

金庸的社评，不仅是对时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骂，而且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判断也极其精准。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内地发生。文革开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经在社评中准确预测，「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变动」。他从久不露面的林彪公开出现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写道：「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连续发表三篇社评，指出「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他所说的「大老板」，指的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半个多月后，彭真被撤职。

8月19日，金庸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他判断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表示，红卫兵的正真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他指出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是这场运动要打倒的对象。这让「左派」报纸纷纷抨击《明报》「造谣」，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沙盘推演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9年，中国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金庸却再次语出惊人，发表社评《林副统帅，功高震主》，预言「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又是一语成谶。

在社论与新闻以外，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现在他最后几部小说里。《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到1969年间，正是内地「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动」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时。他把这部罕见的架空历史的小说，写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对东方不败、任我行的谄媚跪拜，映射的似乎是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018年4月，《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亲自确认，《鹿鼎记》中要教徒参见和颂念「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便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201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尽管在《明报》上，金庸对中共有严厉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浓重的「家国情节」，也因此，中国一旦经历改革开放，他便是邓小平的坚定拥护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批斗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刊发《我希望刘邓派获胜》，以示声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权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一向钦慕邓的金庸，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转变。1986年，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中写道：「《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 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蛮横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作为有很深民族情怀的人，金庸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充满期待，也支持香港回归，他怀抱极大热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在预备会议上，金庸关于香港政制提出了一个「新协调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阶段。这个方案由于太过保守，民主进程太慢，香港舆论一片反对。

1989年，金庸对中国的乐观遭受了巨大打击。5月19日，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当李鹏与杨尚昆宣布派军队入城之后，金庸立即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职位，以表示抗议，这一次的关键抉择，也让北京再度批判金庸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电视的采访时，谈及清场的镇压，金庸在镜头前失声恸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后被长期软禁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的一生犹如他的武侠小说，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评价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灯塔」，但也有许多批评者认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更多的是投机者，而非现实社会中的「侠之大者」。

200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2000年，金庸在中国内地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他这样写自己：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锺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终于在2018年，当金庸远去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国，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褒贬和悲欢。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美好理想，也远未来到。

斯人已逝，当我们回顾金庸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时，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或犹豫或坚定后所做的抉择，「好人应该有好报」这句评价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简单信条，就几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和社评文章里所有要讲的全部事情。

（杨杨，自由撰稿人）

原文：《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31-opinion-journalist-jinyong-obituary-l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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