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04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四天后，教科文组织就第一个向中国伸出合作的橄榄枝。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急着统计。那时，教科文组织的文盲全球统计数据里，就缺少三个国家：中国、朝鲜、越南。但是，咱们的驻外机构针对教科文组织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它的描述是：
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大成。
就这样，合作就免了，要把这里当做政治斗争的场所，把反对“两个霸权”——美帝和苏修，作为主要目的。
1973年4月，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林来参加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第二届国际协调理事会，和那时大多被派往国外参加国际性会议的中国代表一样，陈永林穿的大衣是公家的，回国后还要归还给国家。
当时在和不同国家的交流上，有严格的政治要求。对美国代表是“擦肩而过”，对苏联代表是“可以寒暄”。而如果有媒体提问的话，就回答，“今天巴黎的天气真不错”。
陈老师是研究蝗虫的专家。也是，可能是怕他跨领域发言，闹出类似男主持人死磕转基因的笑话。
1974年，出席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另一位代表，北师大教师顾明远，继续严格执行这一思路。当澳大利亚的代表问他在中国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时，他一句话就顶了回去：
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1974年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第二年就访问了中国，希望谋求合作。
姆博是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黑人兄弟，估计他是听说了那句中国没有失业青年的豪言壮语，想来广阔天地取取经，怎么提高自家的文化水平。但是，他除了在北京一所医院里和周恩来的一小时谈话外，一无所获。
不过，如果让他知道当时中国的文盲有2亿多人，估计也要吓回去，这比他们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出十几倍。
三年后，他再次来华，这次接待他的人，是刚刚复出，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外交部对外政策的调子，就转为“我们不是乞求外援，我们是向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之后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教科文组织获得的最高职位。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想当年——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成立之时，中国就是14个原始签字国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政府姓蒋，派出的代表团长是胡适。
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意气风发
英美两国为这第一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都认可胡适。不过，那时的胡适心思可不在国际上，眼瞅着国内就要打起来了。另外，中国当时的文盲率至少80%，当国际上管文教的，估计心也够虚的。胡适拒绝之后，第一任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建国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也是中国艰难走过的扫盲之路。从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侧影，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