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识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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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北大教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开了锅。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钱玄同说，为了救中国，必须废汉字。

这个主意今天看起来荒诞，在当时却是大师们所讨论的焦点。包括蔡元培这样的大师在内，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走国际化路线。

因为他们觉得，汉字的难读难写，影响到了识字的普及，民众的觉悟。无先进之国民，必无先进之国家。

大师们说话文绉绉，有的人更直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借徐特立之口，这样描述30年代的西北农村：

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晓得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有害。

每到冬天农闲季节，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除了集体扫盲，还有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扫盲，正大力推广一种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泽东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对斯诺说：

文盲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任务。早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废除所有的汉字，如果我们决心创造出一种群众能参与的新型社会文化的话。

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法令，确立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之地位。为了配合新文字的学习，不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课本，还办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新文字报》，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英文报纸。

当时的拼音课本

但是，当时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点很快暴露出来：它无法标识音调。比如，“wenzi(文字)”、shihou（时候）、yiwu(义务)，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后”、“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对文盲来说，经常需要早上学识字，晚上学发音。没过多久，这种新文字的推广工作就停止了。大家还得从头来过，走捷径是不行的。国民政府当然也一直在扫盲，有得有失。蒋委员长在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口号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对于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谁懂礼义廉耻什么意思，大家只想吃饱肚子，过两年还要迎来1942。另外，毕竟现在还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人站出来说：

同志们，八年抗战还剩一多半了，再坚持坚持。

同样在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一部系列动画片的第一集上映了：《猫和老鼠》。

当时，美国的文盲率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