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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为:日本随想之三,从闭关自守跳跃到东洋文明国家

几年后,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实行了议会制,即所谓“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但清朝皇帝的头脑还没有开化到李鸿章那么清晰,他们的祖先也非汉人。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族先民相比,这群生活在东北,西伯利亚或朝鲜高山深林里的野蛮人,不仅在1119年才开始有自己的文字(女真大字),而且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如春秋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诸申),直到1635所有女真部落被皇太极征服后,改称满族。,汉人就被刚有正式名称的满洲蛮人征服,剃发当奴隶直至1911年。

所谓愚昧的人就是从来不照镜子,对自己的一无所知。愚昧的清政府也是如此,就是在千载一遇历史良机,先天决定其无法像日本那样赶上世界的文明潮流。不是通过谈判,而是用武力解决贸易争端,导致了割地陪款的鸦片战争;面临列强,不是通过彻底改革朝政,而是迷恋和利用“刀枪不入”的拳匪来激发民间仇洋情绪来抵御外敌,却惨遭八国联军报复,而此刻的日本已成为列强的,成为联军的主力。

图6,在涵馆港湾口有个建立在石块镶嵌的突起球形面上青铜雕塑,表现出约瑟夫站立在小船上,正准备出洋追求西方文明的冒险。右上角是他的照片。

在谈鸦片战争时,中国大多知道林则徐的名字,却对战争的原委却一无所知。鸦片在古希腊的欧洲就在医学上用作麻醉剂。到了清朝初期,鸦片就开始流入中国,由于鸦片会给人带来一种虚无缥缈的快感,有人就开始上了毒瘾。鸦片成瘾百害而无一利,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鸦片。此后的多位皇帝皆有禁鸦片烟命令,但未严格执行,道光帝在任亲王的时候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都吸食鸦片,那就更不用说是底层贱民。雍正时期,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大概为200箱,但到了晚清(虎门销烟时),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箱,短短几十年里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量增加了50倍。这里还有大清海关官员的“功劳”,偷偷地接受英国商人的贿赂,非法大量地走私鸦片。这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缺德,底层无德。清政府也有类似学雷锋,和五讲四美的口号,管用吗?

1895年大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签署下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首相左藤博文警告说,“福摩萨(台湾)最棘手的行政管理就是那里6%的百姓非常可怕地陷入鸦片瘾”。当时管理民政事务的长官后藤新平首先对福摩萨政府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另外具有医学教育背景的他采用“生物学殖民”,即按照当地人生活,风俗习惯,通过科学人道的方式对吸毒患者进行改造。首先严禁新手上瘾,同时通过鸦片配给的方式对毒患者进行逐步减量;另外还从日本国内调医生,在福摩萨开办解毒医院给患者解除痛苦。后藤是成功的,福摩萨抽鸦片的人数从1890年的165000减到1941年的8000,不到总人口的1%。

再看大陆,鸦片战争后,就地取材,鸦片直接从台湾输入,消耗量继续上升。百姓被世人鄙称为“东亚病夫”。当兵的也离不开烟枪,成双枪兵;有的部队干脆用鸦片来发饷。太平天国开始时所向披靡,要不是洪秀全打下南京等不及享受上百个宫女的糜烂生活,没有洋人的剿匪,历史恐怕要重写。

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历代皇朝,清廷所有皇帝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都是相当出色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并非建立在汉人的传统手段:造反和革命。尽管口号花样百出,但“造反和革命”的中国式定义都是杀人,抢劫和当帝皇的痴迷。有些造反的头目边杀边抢,政权还没有坐稳,就原形毕露而丢了命,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明末农民起义的李自成等。一些夺得天下平能坐稳的,则是杀与抢分阶段进行。如1949年的新朝建立后,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把所有反对派都赶尽杀绝,然后在所谓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明火执仗地进行抢劫。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革命和造反可谓无数次,特点相同,永远是一(赵)家的天下,历史也是为赵家写的,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就是百姓道德的彻底沦丧。

近百年来,民选政府成了世界潮流,为此杀人起家的贱民政权,除了用最动听迷人的词藻美化自己,就是掩盖自己的罪孽和彻底篡改,诋毁建政前的历史。我这回去日本,特地选择最早被迫开放的港口,如长崎,横滨和函馆等,感受一下文明社会是如何对待曾经屈辱的年代。相对于这些港口,中国也有类似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除了上海外滩“华人与狗莫入”的牌子,我不曾发现任何有洋人百年来留下的任何痕迹。许许多多慈善医院或洋人建造的大学,即使没有被拆除的,也都被铲掉了原来的名字。

我在涵馆市沿海公园的一侧,约瑟夫(Joseph hardy Neesima,1843-1980)的雕塑(见图)面前思索了很久。这个叫约瑟夫,日本人大都忘了他的日本真名新岛襄。在德川幕府或江户时代后期,闭关锁国还没有废除,其中有条隐居的禁令,即未经政府允许任何离开日本前往他国的人,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于极刑。约瑟夫深受蓝学(荷兰学)的影响,决心偷渡到美国,接受西方的文明。在一位美国船长的帮助下,约瑟夫偷渡到麻省的萨勒姆港。

约瑟夫到了美国后信了基督教,受了高等教育,1874年曾经的“逃犯”从美国募集了5000美元,不但允许回归,而且还在京都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全英语教育的教会大学,【同志社大学】。约瑟夫英年早逝,死后就被埋在校园里永远让受益的学生瞻仰。上了年纪的大陆人不会遗忘50年代,无数“叛国投敌”分子被关押或处决,哪有纪念碑?

图7,坐落在涵馆市区的【外国人公墓】,那里的亡灵在那邻海优雅的环境里沉睡100多年,没有任何人打扰。

尊重和保护坟墓,对逝者是种怀念和尊敬,也是表现出这个民族是如何对待自尊的。在世界各国的旅行中,我很在乎参观其他民族的公墓。是否他们也像中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刨祖坟。当然在欧洲,坟地神圣不可侵犯已是传统,布拉格有个老犹太公墓,据说有500年之就,安息的死灵魂上万之众,尽管在二战中捷克被纳粹占领达7年之久,但至今仍然保存良好,还成了世界各国游客的热点。

在日本,历史的任何时刻都不曾没发生盗墓事件,因造反,革命而毁墓的更是闻所未闻。我在涵馆还特意去参观了一个“外国人墓地”。据记载,该墓地是始于1854年美国海军来函馆时在此地埋葬了两名水手。以后墓地根据死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划分区域。位于涵馆市区的“外国人墓地”靠海风景秀丽,所占之地可谓寸土如金,尤其是对这个曾经是仇外恨夷的民族来说,至今仍然能被当作历史文物得到良好的保护,实在令人钦佩。

图8,二个外国人,一个支持叛匪的白求恩(左),另一个是为清政府镇压叛匪,受世人敬仰的伏德(右)。他们俩在1949年后的不同境遇可想而知。

如果说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外国人的坟墓能在1949年后生存下来,似乎是有失偏颇的。白求恩的坟墓就坐落在石家庄的一个烈士陵墓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以生命的代价帮助了武装推翻民国政府的共产党叛乱,毛泽东不但亲自为他写了悼念文章,而且还为之树碑立传。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读书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位真正为中国百姓献出生命的美国人,伏德将军(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 – 1862)。

仅仅是在2000多年里,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造反数百次。直至1949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对百姓生命财产,国家文物古迹摧残最甚的一次。当年如果没有一支配备世界上最新恩菲尔德P1853步枪,阿姆斯特朗大炮和蒸汽轮船的数千名雇佣军,这段历史可能会重写。那个雇佣军长官就是英雄伏德将军。他曾在美国一所军校接受短暂教育,后来在轮船上当大副,到上海后准备经商,但正值长毛忠王李秀成企图占领上海。当时欧美列强处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朝廷和叛匪之间持骑墙中立,为此伏德改名换姓为华飞烈,娶了中国老婆,并入了中国借,名正言顺地参加了替清政府镇压叛匪和保卫上海的战斗。

图9, 美国老兵拜谒伏德墓的情景(左上),清朝政府为伏德设立的祠堂(右上)。反政府的叛匪建政后,伏德墓和祠堂均被摧毁,尸骨不存。耗资千万的白求恩墓(下)。(照片均下载于谷歌)

一方面受到西方军队正统的训练,另外军饷等待遇也很高,军纪严明,还得到受尽了长毛蹂躏的江南百姓拥护,他们纷纷加入了伏德的队伍。雇佣军凭借精良武器和士气,骁勇善战多次以一挡十,保卫了上海,彻底消弱了李秀成的实力。如不是李秀成及时被洪秀全召回摇摇欲坠的南京,可能会陷入全军覆没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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