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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明清:不同制度背景,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决定性影响

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

文丨张宏杰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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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中国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

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

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

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

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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