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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明清:不同制度背景,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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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

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

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

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

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

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

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

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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