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兵的火热生活

文革初期，我的大妹妹在锡林南路读小学。忽然有一天，老师告诉她们：“书本上的几篇课文《一条军毯》《朱德的扁担》……不让读了，必须用浆糊封住”。她们不解地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说是毒草”。她们越发地不明白：以前大哥哥、大姐姐们读这课文不是毒草，为什么轮到我们读时就变成了毒草呢？这些问题当然老师也无法回答。后来老师逐渐地就不按书本给她们讲课了，基本上就是读报纸，看新闻。

当时最抢眼的新闻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让这些孩子似懂非懂的词语在她们眼前、耳边反复出现。不管同学们会写不会写，都让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稿，并张贴在校园墙上。当时她还感觉的很好玩，很热闹。哪里会知道这竟然是一场空前政治运动的前奏！

那年仲夏，班里的一个同学，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贸然写出“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在场的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无不愕然。老师让他马上涂掉，并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刘某说是从红卫兵传单上看到的口号。老师马上对他进行了批评，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单不可信，报纸上没有说就不能瞎写。”

那时，呼和浩特“破四旧”的风潮正铺天盖地地袭来。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古建筑的大破坏。

中学生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破四旧、打砸抢抄无恶不作。小学生们每天无所事事，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后面看热闹。每天回来都向父母汇报所见所闻，比如今天看到游斗谁、抄谁家，都要绘声绘色地向父母描述。她心中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去“革命”。

后来复课闹革命，小学生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那时，小学生加入红小兵，都是由老师和班干部决定。然后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上光荣榜三字，再在下面写上一串名字贴在墙上，就算加入了组织。

凡是加入了红小兵的人，每人都给发一个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标及标志牌。如果胳膊上戴上红袖标、胸前别着标志牌，就会非常神气、自豪与光荣。就有资格参加一些社会上的“革命”行动，比如在马路上设卡，拦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得以放行。

那时，能够加入红小兵组织，是一个小学生最神圣而崇高的奋斗目标。因此，妹妹也非常渴望加入红小兵，也能够佩戴红小兵袖标与标志牌。每次公布前她总是期盼着红榜快点贴出来，但每次红榜上都没有她的名字，她总是希望而来，失望而去。

后来，老师终于告诉了她实情：“有个别班干部，反对你加入红小兵，说你爸爸当过伪职员，政治上通不过。”妹妹顿时号啕大哭，老师也无法劝阻。

妹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女孩子不和她玩，男孩子总欺负她，连放学回家也没人和她相跟。她常常暗自落泪。

妹妹直到小学快毕业时才参加了红小兵，组织上终于认为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那天，她激动的笑靥如花。

文革时，语文课本封面大多为毛主席像，扉页上就有“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占了课本的很大篇幅，课文内容充满了阶级斗争。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永不忘》：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毛主席教导牢牢记，
阶级斗争永不忘。

那时的孩子都是七岁上学，课文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那句“今年我也七岁了”。但是，有的孩子从小没见过爷爷，未听说家里谁要过饭、谁逃过荒，所以，感悟不深。而伟大领袖，大家都是景仰的，所以背诵时都很虔诚。

还有一篇课文是《贫农大爷来上课》：

红小兵，
地头坐，
贫农大爷来上课。
资本家，
狗地主，
害咱穷人代代苦。
干革命，
把枪拿，
毛主席领导打天下。
红小兵，
心里亮，
阶级斗争永不忘。

不知道那些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孩子背诵时是什么感觉？那种精神压抑一定会摧毁他们脆弱的自尊。

后来，解放军里出了个英雄叫年四旺。没几天他的英雄事迹就进了小学语文课本，文章的题目是《心里只有毛主席》：

【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叔叔，为了抢救旅客列车，头部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入院的第四天，年四旺叔叔终于醒了。战友们都来看望他，他一个都不认识，跟他讲什么话，他也不回一声，护士看到墙上的毛主席像，就说：“小年，你看，毛主席来了！”年四旺叔叔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毛主席像，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护士高兴极了，拉着他的手说：“小年，来，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她先唱了一句“东方红”，年四旺叔叔也兴奋地唱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年四旺叔叔经过几天的昏迷，醒来后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年四旺叔叔的心里，只有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课文《日本小朋友无限热爱毛主席》，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信念：

【……

这位十二岁的小朋友在日本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常常告诉她：“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日本人民要解放就要读毛泽东的书，走毛泽东指引的路。”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无限热爱毛主席的红色种子。

一天深夜，爸爸和妈妈正在认真领会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突然，几个便衣特务闯进来，伸手就抢《毛泽东选集》。这时，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命可以不要，毛泽东的著作不能丢。”爸爸、妈妈和特务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被打昏了。这位小朋友趁机把《毛泽东选集》藏了起来。爸爸和妈妈刚一苏醒过来，就问：“毛泽东著作被抢走了吗？”当女儿把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捧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

记得妹妹曾经问我：“哥哥，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他们家有毛主席著作的？”我说：“也许是邻居举报的吧！”“日本鬼子真可恨！”妹妹说。

文革时的小学算术课，通篇都是阶级斗争和大好形势。例如：贫农王大爷借了地主周扒皮多少斤粮食，利滚利，一年后要还多少？红旗公社粮食亩产10000斤，明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问有多少斤？。

妹妹的算术不好，有一次竟然算反了。贫农李大爷借了100斤，两年后才要还60斤；反修大队粮食去年亩产2000斤，今年成了700斤，老师让她好一通反省。她痛哭流涕说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低，后来父母也去学校检讨才算过关。

那时的作文，常见的题目是“我的家史”，这时学生都要回家问家长。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胡编的，因为结局都相同。凡是解放前去世的老人，都是因穷的“揭不开锅”饿死，或“被地主资本家逼死”的。

妹妹曾问爸爸是什么成分，爸爸想了一会说“就算城市贫民吧！”，因为我们家在抗战期间即已破产，爸爸童年是孤儿，生活也很悲惨。妹妹眼泪汪汪地问：“爸爸，你一定是生活不好才来的我们家吧？”

家史，每个人要上讲台去念。一次，老师问一个同学；“你的作文呢？”同学怯生生地说：“没写，不知道咋写。”老师故意大声说；“你可以写你爷爷是怎么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奴役人民的。”全班哄堂大笑，那位同学趴在桌子上一直哭到下课。

轮到“三猴”念家史，他大声说他爷爷抗美援朝时和美国鬼子搏斗，被打伤两根肋条，击毙多名美国鬼子。一个同学听了哈哈大笑，老师问他笑什么，他说，我们大院都知道，他爷爷是被美军俘虏后，通过交换战俘才回来的。老师立即训斥三猴：“你怎么可以隐瞒历史、胡编乱造？什么感情？什么立场？”

这还不算夸张，可笑的是一个叫“黑头”的小子说：“我爷爷带领解放军进攻归化城，是从城南面攻入的！”又有同学大声反驳：“我听我爸说，归化城解放时根本没有战斗，国军早就和平起义了。”老师说：“你闭嘴，这里要的是觉悟，而不是真实。”

文革时期，拼音填汉字是语文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拼音填汉字时，出过许多笑话和悲剧，这里举两个实例：

1、将汉语拼音tababashigemangren译成汉字。有人译成：他爸爸是盲人；有人译成：他爸爸是忙人。老师也不知对还是错，只好打了个大大的“？”

2、将汉语拼音guangchangshangsongliyizuomaozhuxidiaoxiang译成汉字。应该译成：广场上耸立一座毛主席雕像。有一同学将“雕”字写成了“刁”。结果地主成分的爸爸替他背黑锅，扫了好几个月大街。

那时，小学的体育课改为“刺杀课”。每人一支木头红缨枪，前面有两个稻草人，都是大鼻子、歪嘴斜眼。一顶帽子上画着美国国旗，另外一顶画着苏联国旗。学生们手持红缨枪，老师大喊一声“对准美帝国主义——”学生们就大喊一声“杀——”；老师又喊“对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学生们又是一片奶声奶气的“杀——”。

妹妹的红缨枪是我给做的，做法很简单。先用锯，把30厘米长的木棍锯出形状，用电工刀进一步削出坡度，然后在下端用烧红的铁棍烫个窟窿，找一根细木棍插进去，钉上钉子就行了。有的家长不会手工活，就给孩子找根棍子练刺杀，孩子很自卑。

为了给妹妹做红缨枪，我把家里的铁锨把锯下30厘米，然后照猫画虎做了一个红缨枪头。做好后，把她高兴的一天不离红缨枪，上刺杀课时喊得“杀”声音比原来大多了。后来，爸爸发现家里的铁锨把被锯短了，恨不得要打我。

1968年，妹妹所在的锡林南路小学还发生过反革命事件。事件源于两个男孩的对话，问话的男孩比答话的男孩小几个月。据后来拘留审查时的问话，孩子说，我之所以问，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下巴上为什么长了痣？”
王磊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
王磊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巴巴呢？”
王磊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鸡鸡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王磊突然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后来没几天，孩子被放了，两个孩子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了。

文革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塑造了一代青少年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状态：景仰革命造反、崇尚斗争哲学、期待使命降临、切盼“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崇拜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下，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到“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反修防变”而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使一代人因喝“狼奶”而变的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