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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的火热生活

作者: 韩丽明

文革初期,我的大妹妹在锡林南路读小学。忽然有一天,老师告诉她们:“书本上的几篇课文《一条军毯》《朱德的扁担》……不让读了,必须用浆糊封住”。她们不解地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说是毒草”。她们越发地不明白:以前大哥哥、大姐姐们读这课文不是毒草,为什么轮到我们读时就变成了毒草呢?这些问题当然老师也无法回答。后来老师逐渐地就不按书本给她们讲课了,基本上就是读报纸,看新闻。

当时最抢眼的新闻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让这些孩子似懂非懂的词语在她们眼前、耳边反复出现。不管同学们会写不会写,都让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稿,并张贴在校园墙上。当时她还感觉的很好玩,很热闹。哪里会知道这竟然是一场空前政治运动的前奏!

那年仲夏,班里的一个同学,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贸然写出“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在场的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无不愕然。老师让他马上涂掉,并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刘某说是从红卫兵传单上看到的口号。老师马上对他进行了批评,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单不可信,报纸上没有说就不能瞎写。”

那时,呼和浩特“破四旧”的风潮正铺天盖地地袭来。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古建筑的大破坏。

中学生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破四旧、打砸抢抄无恶不作。小学生们每天无所事事,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后面看热闹。每天回来都向父母汇报所见所闻,比如今天看到游斗谁、抄谁家,都要绘声绘色地向父母描述。她心中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去“革命”。

后来复课闹革命,小学生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那时,小学生加入红小兵,都是由老师和班干部决定。然后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上光荣榜三字,再在下面写上一串名字贴在墙上,就算加入了组织。

凡是加入了红小兵的人,每人都给发一个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标及标志牌。如果胳膊上戴上红袖标、胸前别着标志牌,就会非常神气、自豪与光荣。就有资格参加一些社会上的“革命”行动,比如在马路上设卡,拦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得以放行。

那时,能够加入红小兵组织,是一个小学生最神圣而崇高的奋斗目标。因此,妹妹也非常渴望加入红小兵,也能够佩戴红小兵袖标与标志牌。每次公布前她总是期盼着红榜快点贴出来,但每次红榜上都没有她的名字,她总是希望而来,失望而去。

后来,老师终于告诉了她实情:“有个别班干部,反对你加入红小兵,说你爸爸当过伪职员,政治上通不过。”妹妹顿时号啕大哭,老师也无法劝阻。

妹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女孩子不和她玩,男孩子总欺负她,连放学回家也没人和她相跟。她常常暗自落泪。

妹妹直到小学快毕业时才参加了红小兵,组织上终于认为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那天,她激动的笑靥如花。

文革时,语文课本封面大多为毛主席像,扉页上就有“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占了课本的很大篇幅,课文内容充满了阶级斗争。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永不忘》: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毛主席教导牢牢记,
阶级斗争永不忘。

那时的孩子都是七岁上学,课文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那句“今年我也七岁了”。但是,有的孩子从小没见过爷爷,未听说家里谁要过饭、谁逃过荒,所以,感悟不深。而伟大领袖,大家都是景仰的,所以背诵时都很虔诚。

还有一篇课文是《贫农大爷来上课》:

红小兵,
地头坐,
贫农大爷来上课。
资本家,
狗地主,
害咱穷人代代苦。
干革命,
把枪拿,
毛主席领导打天下。
红小兵,
心里亮,
阶级斗争永不忘。

不知道那些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孩子背诵时是什么感觉?那种精神压抑一定会摧毁他们脆弱的自尊。

后来,解放军里出了个英雄叫年四旺。没几天他的英雄事迹就进了小学语文课本,文章的题目是《心里只有毛主席》:

【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叔叔,为了抢救旅客列车,头部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入院的第四天,年四旺叔叔终于醒了。战友们都来看望他,他一个都不认识,跟他讲什么话,他也不回一声,护士看到墙上的毛主席像,就说:“小年,你看,毛主席来了!”年四旺叔叔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毛主席像,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护士高兴极了,拉着他的手说:“小年,来,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她先唱了一句“东方红”,年四旺叔叔也兴奋地唱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年四旺叔叔经过几天的昏迷,醒来后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年四旺叔叔的心里,只有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课文《日本小朋友无限热爱毛主席》,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信念:

【……

这位十二岁的小朋友在日本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常常告诉她:“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日本人民要解放就要读毛泽东的书,走毛泽东指引的路。”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无限热爱毛主席的红色种子。

一天深夜,爸爸和妈妈正在认真领会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突然,几个便衣特务闯进来,伸手就抢《毛泽东选集》。这时,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命可以不要,毛泽东的著作不能丢。”爸爸、妈妈和特务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被打昏了。这位小朋友趁机把《毛泽东选集》藏了起来。爸爸和妈妈刚一苏醒过来,就问:“毛泽东著作被抢走了吗?”当女儿把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捧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

记得妹妹曾经问我:“哥哥,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他们家有毛主席著作的?”我说:“也许是邻居举报的吧!”“日本鬼子真可恨!”妹妹说。

文革时的小学算术课,通篇都是阶级斗争和大好形势。例如:贫农王大爷借了地主周扒皮多少斤粮食,利滚利,一年后要还多少?红旗公社粮食亩产10000斤,明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问有多少斤?。

妹妹的算术不好,有一次竟然算反了。贫农李大爷借了100斤,两年后才要还60斤;反修大队粮食去年亩产2000斤,今年成了700斤,老师让她好一通反省。她痛哭流涕说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低,后来父母也去学校检讨才算过关。

那时的作文,常见的题目是“我的家史”,这时学生都要回家问家长。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胡编的,因为结局都相同。凡是解放前去世的老人,都是因穷的“揭不开锅”饿死,或“被地主资本家逼死”的。

妹妹曾问爸爸是什么成分,爸爸想了一会说“就算城市贫民吧!”,因为我们家在抗战期间即已破产,爸爸童年是孤儿,生活也很悲惨。妹妹眼泪汪汪地问:“爸爸,你一定是生活不好才来的我们家吧?”

家史,每个人要上讲台去念。一次,老师问一个同学;“你的作文呢?”同学怯生生地说:“没写,不知道咋写。”老师故意大声说;“你可以写你爷爷是怎么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奴役人民的。”全班哄堂大笑,那位同学趴在桌子上一直哭到下课。

轮到“三猴”念家史,他大声说他爷爷抗美援朝时和美国鬼子搏斗,被打伤两根肋条,击毙多名美国鬼子。一个同学听了哈哈大笑,老师问他笑什么,他说,我们大院都知道,他爷爷是被美军俘虏后,通过交换战俘才回来的。老师立即训斥三猴:“你怎么可以隐瞒历史、胡编乱造?什么感情?什么立场?”

这还不算夸张,可笑的是一个叫“黑头”的小子说:“我爷爷带领解放军进攻归化城,是从城南面攻入的!”又有同学大声反驳:“我听我爸说,归化城解放时根本没有战斗,国军早就和平起义了。”老师说:“你闭嘴,这里要的是觉悟,而不是真实。”

文革时期,拼音填汉字是语文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拼音填汉字时,出过许多笑话和悲剧,这里举两个实例:

1、将汉语拼音tababashigemangren译成汉字。有人译成:他爸爸是盲人;有人译成:他爸爸是忙人。老师也不知对还是错,只好打了个大大的“?”

2、将汉语拼音guangchangshangsongliyizuomaozhuxidiaoxiang译成汉字。应该译成:广场上耸立一座毛主席雕像。有一同学将“雕”字写成了“刁”。结果地主成分的爸爸替他背黑锅,扫了好几个月大街。

那时,小学的体育课改为“刺杀课”。每人一支木头红缨枪,前面有两个稻草人,都是大鼻子、歪嘴斜眼。一顶帽子上画着美国国旗,另外一顶画着苏联国旗。学生们手持红缨枪,老师大喊一声“对准美帝国主义——”学生们就大喊一声“杀——”;老师又喊“对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学生们又是一片奶声奶气的“杀——”。

妹妹的红缨枪是我给做的,做法很简单。先用锯,把30厘米长的木棍锯出形状,用电工刀进一步削出坡度,然后在下端用烧红的铁棍烫个窟窿,找一根细木棍插进去,钉上钉子就行了。有的家长不会手工活,就给孩子找根棍子练刺杀,孩子很自卑。

为了给妹妹做红缨枪,我把家里的铁锨把锯下30厘米,然后照猫画虎做了一个红缨枪头。做好后,把她高兴的一天不离红缨枪,上刺杀课时喊得“杀”声音比原来大多了。后来,爸爸发现家里的铁锨把被锯短了,恨不得要打我。

1968年,妹妹所在的锡林南路小学还发生过反革命事件。事件源于两个男孩的对话,问话的男孩比答话的男孩小几个月。据后来拘留审查时的问话,孩子说,我之所以问,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下巴上为什么长了痣?”
王磊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
王磊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巴巴呢?”
王磊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鸡鸡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王磊突然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后来没几天,孩子被放了,两个孩子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了。

文革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塑造了一代青少年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状态:景仰革命造反、崇尚斗争哲学、期待使命降临、切盼“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崇拜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下,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到“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反修防变”而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使一代人因喝“狼奶”而变的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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