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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改造时期（1952~1956）：和平、建设、锦华……一系列欣欣向荣的词汇出现在姓名中。
朱德的长孙名叫朱援朝，而朱援朝生于三大改造阶段的弟弟，被朱德应景地起名为“朱和平”。
人们对共和国的期待，写进了无数新生儿的名字里。
大跃进时期（1958~1959）：叫跃进、胜天、超英、超美、跃华的不胜枚举，一副战天斗地的群像栩栩如生。
历史书上形容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宣传画叫“放卫星”，巧合的是，我小时候就看过湖南相声演员周卫星的演出。一查，果然生于大跃进初期。
图左为周卫星，图右为大兵。
习惯了在喜讯捷报里看到各行各业干出的惊人成绩，取名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落后于时代。
“这一时期，取名‘跃进’的多得不得了。一个李跃进，在全县就有上百人。“哈尔滨市公安局户政支队工作人员说。
电视剧《金婚》里，男女主角的邻居庄嫂生下儿子，名字就叫“跃进”。
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实现赶英超美，但至少在名字上，我们过了一把瘾。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流行起了自力、更生、图强、宝勤……吃不饱的中国人学会了坚强。
文革时期（1966~1976）：在那个人人谨小慎微的年代，人们想方设法表达着忠诚。又红又专的名字成为了首选。
卫红、卫兵、爱武、红旗、向东、向红、学军、学农等等口号式的名字铺天盖地。
甚至直接就叫“文革”：一代媒体大亨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纵横名利场数年。很少有人知道，生于1968年的她，原名叫邓文革。
美国一份报告研究发现，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新生男孩最热门的30个名字中，只有不到7%属“政治正确名字”，而到了同年9月，则一举超过了25%。
除了新生儿的名字是这样，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少人为了表示对“文革”的拥护而改名。
这波改名风潮从天安门城楼上刮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问起其中一个女生的名字。她回答“宋彬彬”，领袖却摇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后来，《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括号宋彬彬。
宋彬彬为领袖戴红袖章
连锁反应巨大。
一位名叫“抗美”的老人回忆道，她的同学们纷纷嫌弃自己的名字太“封资修”了，在没有征求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成了“向东”和“文革”。
综合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国人都因为政治活动，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起名字的行为也从原本的个体化，转为统一和遵从性。
与其说这些风行于5、60年代的“名字”是“名字”，不如说是端正意识形态的保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