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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微信好友头像终将黯淡,只是你未必看得到终局

原创: 宋金波 大家 原文

我曾有过一个自以为前程远大的idea。那是在四五年前,互联网创业冲动丛生蜂起。简单说,我想建设一个线上灵堂。人们在这里祭奠亲人,或其他逝者。依照不同密级,瞻仰那些已经物理消失的人电子化的遗存,从照片到音频视频,家庭意义上的官方传记,诸如此类。当然,社交功能必须有。

人终有一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往互联网上搬。逻辑多么清晰。

这一idea更早的起源,在十年前。当时我在上海一个周报,负责内容包括一个“逝者”版。每版大概要有六到七个人物,通常是在过去一周离世的名人。其中两到三位是“主角”,其余挤在边栏。

值得上版的逝者有时会过多,这好处理。更常见的是人数不足,有时不得不到国外网站去扒莫名的逝者充数。

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天里,我看到朋友圈里这句话被一次又一次重复:“怎么一下子走了怎么多人”。我忽然想起了那时“逝者不够多”的窘境。

我用十年前大致相同的选择标准,仍然以一周为单位,简单评估了过去一年间逝者的数量。结论看起来明显地倾向于:要做那样一个逝者版面更容易了。

不是一个足够严谨的研究结论。但既然它与那么多人的观感取得了共鸣,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大体为真的命题。

十年来,或者二十年来,有更多人去世吗?恐怕不是。

有更多名人去世吗?

我们今天可以搜索到更多名气不那么大的名人去世的消息。互联网显而易见的功绩。今天人们可以监测到更多的地震,但地震并不一定多了。

换一种表述,可能更接近于真相:现在去世的人中,被我们当做名人的多了。

听起来有些费解,但这是一个当下中国才有的景观。不妨用物理学的“人择理论”解释:我们看见,因为我们恰好在一个具备条件的区间。

以金庸老爷子为例吧。他的大部分作品在1970年代之前就完成了,但在大陆流行却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无他,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很短时间里,金庸作品以新鲜的面目,最整体全面的内容,近乎一次性呈现在大陆受众面前。呈现方式立体到1960年代的金庸不可能想象,从原著书籍,到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突然在大陆市场走红的明星,其中包括金庸先生自己。

如果没有出版相对放开,没有电视包括黑白电视和彩电在大陆迅速普及迭代,没有马云等互联网企业家“西湖论剑”推波助澜,没有央视和各地卫视市场化,一浪接一浪地翻拍播放武侠电视剧,金庸和他的作品可能在大陆会红一阵子,大概率不会出现“有井水处即有读者”的盛景,他去世时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造成的影响,会不会还有这么大,也很难说了。

以张纪中为代表的大陆电视剧导演让金庸作品在21世纪后仍保持了热度。

李咏的情况与之相近。他声名鹊起,大体与中国1990年代大众文化消费产品的井喷时期同步。

李咏等明星主持人的走红恰逢1990年代中国电视节目市场化的潮涌。

人总倾向认为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一直存在。一代偶像之前当然有更早一代偶像,在一批明星大腕之前当然有更早一批。

这是错觉。

1980年代初的中国才有春晚,更早的时间没有春晚,也就没有春晚造就的演艺明星;1980年代中期之前,电视在中国家庭的拥有率很低,1990年代之前,市场化的都市类报纸、卫星电视频道都不存在,自然也没有那些因之成名的主持人和专栏作家。2000年之前,互联网还是个新鲜物事,那么靠社交媒体大红大紫的大V们,还蛰伏在“BigBang”之前,就他们的新身份而言,时间根本没有开始。

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个国家曾以怎样的加速度连续冲破一道道时代边界,由此造成了罕见的人生挤压和折叠。1990年代初,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还在使用粮票,现在看来那几乎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标记。几年之后离开大学时,已经开始接触互联网。而我们的父辈,他们的记忆中,上一位逝者让他们集体悲伤、不知所措,已很久远。

这种折叠,使大部分从“50后”到“80后”的普通民众都接受了时代快进的洗礼——新时代绝不仅仅专供某一代人,至多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反应有异。对他们来说,通过大众传媒所“认识”的名人数量,一定是突然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而对“00”后,曲线则要平滑得多。

反过来,那些享受了“时间开始”红利的大众偶像,比如金庸、刘晓庆、李咏、崔健,无论是娱乐还是文化领域,乃至商业明星,则能同时收割几代人的注意力。他们的粉丝基数,比本来可以获得的更大。

接下来就容易理解了。如果演艺、文化乃至更大范围的“明星”广泛出现是以1980年代中期为起点,那么,这些当初三十上下的各路明星,如今将大面积进入六十岁以上。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认识的名人密集凋零不可避免,就像无法闪躲的流星雨,而且,序幕才刚刚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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