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4
“他妈的我删朋友圈不行吗？” 我说。
“同学，你如果想走的话你可以随时离开。” 大五学长慈祥地说。
我没有立刻离开。从小我妈就教我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但我当时是能明显感觉到我的愤怒条是越涨越高了：
“我们已经做出妥协了，本来打算周日发的。” 一个人说。
“我们觉得委屈，觉得你就是针对CSA，你看什么CSSA啊峰会啊都没有发声。”另一个人说。
“我们作为成员觉得受到了人身攻击。” 这话不知道我第几次听了，每次我都得耐下性子来、循循善诱地给他们讲解组织和成员的关系。作为一个成员，难道不希望组织变的更好吗？他们说了几遍我就重复了几遍，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条有点把持不住了。
“等等……你们是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骂你们吗？为什么光找到我？”说真的我的虚荣心还受到了轻微的撩拨，“而且我再说一遍，朋友圈，对我来说，是我的私人空间，我刻意选择没有发公众号，就是不想把这件事情弄得太尴尬。”
“不合适。”“真不合适。”“你不能在朋友圈这么说话。”
”Do you know what the fuck is f**ed*m of sp*&*ch?!”
然后我就炸了，背起书包推门而出，单方面宣布放学：“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谈了同学们再见。”
5.
我非常敬重崇拜的导师是犹太人，在这件事情里受到的打击很大。昨天早上我坐在书桌前还是觉得不说点什么心里不舒服，写邮件给她，跟她说我听说周一的课上的事情，我很难过，但不知道能说点什么。我说我一直热爱语言，但尤其在那时感受到语言的苍白。不过我也告诉她，我写了那篇文章，有几万的人看到，很多人留下大段大段的评论。我希望她知道，这次枪击案，在大洋彼岸也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在关注、在伤心、在愤怒。
下午的时候她回邮件，说刚从朋友葬礼回来，谢谢我写的”lovely, lovely email. It helped me.”
很难形容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昨天是万圣节，即使下了雨，街上也到处都有讨糖吃的孩子仰着笑脸喊“Trick or Treat.” 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写：“有点残忍，也有点侥幸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幸福与苦难并不互相抵消。”
生活还要继续的道理我懂。但让我气不过的是那样的熟视无睹，那样的为自己辩护——说别的组织也没有关注，说自己已经作出了妥协。
更让我愤怒与不知所措的是整件事情的流程，竟然是以“下套”的形式出现的。
如果真的觉得我说的不妥当，如果真的觉得非常委屈，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联系我，告诉我会有三个人来找我谈话？为什么要找一个“熟人”“朋友”，说觉得我写的文章很有意思想找我聊聊？
而且最后一个为什么——在犯下这种令人震惊心寒的错误的时候，为什么不允许我在朋友圈里骂CSA傻逼？我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为什么要听从一个甚至都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组织，规训我，我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
我以为学生会的幻想中的权力，只会在一些迫不得已的背景、复杂而使人无奈的环境中才会出现。
我以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尤其是新时代的留洋青年，多多少少也读了一些书、见了一些世面的年轻人，怎么说也会有对言论更包容的态度。
我以为曙光即使不在明天也应该不会太远，但我错了。
说真的，能想出那种约谈的方式，如果在我发完这篇文章之后，CSA的人跳出来说我哪里哪里有说得那句话和事实不符，然后拿出什么录音笔之类的证据，我也不会太惊讶了。我可以提前把话说在前面：我是学认知科学的，我知道人的记忆难免有疏漏，但这件事就发生在四个小时之前，说“历历在目”也不太夸张。
常让我引以为傲的是，CMU建校后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是茅以升博士。这学期刚开学那会，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新时代的留洋青年”，是觉得明年就是五四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新时代留洋海外求学的青年们，抛弃其它的政治历史社会背景不谈，也应该以前辈们为榜样，即使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也应该在异国他乡时刻保有一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心态。
周六的事情改变了我。今天的事情也改变了我。但我依然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相信我所相信的理想的青年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