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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背后的认知偏差成因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自问这个困局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发生误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偏差？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政策制定的系统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美国各派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和采取如此一致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和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有关。2018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让美国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国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在看待中国时都觉得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更大的转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把中国当成非常可怕的敌手来看待。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未觉察到这个变化。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断上的偏差。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以为，通过建立个人关系就可以搞定中美关系。这包括两国元首在特朗普庄园的会晤，特朗普访问中国并给与极高的待遇，就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就是认知问题。
有传言被尊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国“新三国演义”的战略制定者。何为“三国演义”？1971年，基辛格初访中国，开始了联华制苏的战略，“三国演义”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最终导致苏联倒台。“新三国演义”却是美俄联手制华。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对中国在认知上已经发生重大的“范式转移”。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局？我想我没有答案。因为我给出的答案不断被自己推翻。
但是有几样东西我很坚信。
第一点，我想国家的发展必须有赖于民众的参与，必须让不同的声音在决策中都可以听到，因为一个好的制度远胜过一个开明的君主。1799年乾隆皇帝离世的时候，给嘉庆皇帝留下了辉煌的大清帝国，还有一位他重用的且能干的大臣和珅。但他却是中国第一贪官，他收敛的钱财相当于当时大清王朝十年的国库收入。乾隆帝死后仅十五天，和珅就被嘉庆皇帝赐死。同一年，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去世，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不仅留下了“独立宣言”，而且留下了一部确保美国民众自由的“美国宪法”，以及留下一个民主的政体而非专制的王朝。所以我想从历史里面去寻找答案，我觉得一人独尊的天下，不应该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中国面对的困境。
第二点，过去四十年中，我们陷入过不少困境，但只要勇敢探索就会有突破。当年朱镕基上台，也面临很多困境，国库收入下滑，国有企业倒闭。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纺织业的改革，当时也是困难重重。80、90年代，中国出口都是依赖纺织业。那个时候纺织业改革压力很大，后来中国纺织业基本私有化了，但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有问题，如在中国东部，约50%民企就属于国企改制而来，出现了国有资产被不当转移和低价变卖等问题。然而这样的转变着实解决了很多问题，让企业真正市场化，并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家的自主性跟创造性。我最近与不少企业家聊天，听到和看到的积极信息不多，听到和看到的悲观信息太多。我强烈感觉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除了1989年，中国内地正弥漫一股非常强烈的忧虑情绪。很多企业家说，我只能选择离开。
如果说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可以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且确保每一个企业发展的潜能和长远规划，那要解决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我只能从历史角度跟大家分享，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它东西都重要。
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很纠结，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关系，国退民进与民进国退，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复制之间的关系。美国认为我们是抄袭和复制他们，甚至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但不管美国人怎么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我们要找到出路，我们绝不可以自闭，绝不可以自畏，我们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
所以第三点，我们不可以自闭。过去十多年当中，我们是否过于自信了？因为过于自信，反而产生自闭，觉得可以和外界隔绝，这也是另一种变相的、以为可以关起门来发展的模式。其实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依旧是与外界绝缘的。所以我们有时信心爆满，因为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他人，我们的国民也无法全面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到底又有多大的竞争力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企业还未真正经受国际上的竞争，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受到保护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依然无法和国际接轨，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没有和别人可通用的“语言”。所以如果给今天的困局找答案的话，另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更加开放。因为只有更加开放，我们才有可能将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当中。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真正融进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被承认是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全球政治秩序体系当中，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无法被人认同。所以美国发起围剿的时候，我们去德国和日本，强调我们都是全球化积极的倡导者，想联合他们一起来对付这个孤立主义者，但那是不现实的。我们不是德国和日本的哥们，德国和美国才是哥们，美国和日本才是哥们。所以我们必须融入这样的政治跟经济体系中去，实际上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并没有企图去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对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做一点小改动，不要对我们这个后来者不公平。而这样小修小补进行改动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全球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将这个现存的体系变得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
那应对困局我想三个方面很重要，而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首先我们必须凝视自我，我们是不是过分的自卑或者是过分的自傲？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让一些国人忘乎所以，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中兴事件有如当头一棒，真正让我们梦醒过来。过去十多年我不停地重复，不要因为看到美国的城市没有多大的变化，美国表面上没有多大变化就以为美国已经走下坡路。其实最重要的是去看不明显的事物，因为真正驱动变化的就是肉眼不易看到的东西，这就有如海平面下见不到的冰山最有可能摧毁你的巨轮。旧金山可能十年未变，但硅谷所涌动的变革和创新不仅改变美国而且改变全球，而这真不是你的肉眼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是否因为自卑才自信爆棚。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言，有时候人过分自信，其实是一种自卑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告别过分自信，但也绝对不能自闭、也不能自畏、更不能自慰。凝视自我，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另类思维。如何从目前的困局中走出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接受新的发展方式，我们就不会有今天。1978年，邓小平给中国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和另一个答案，这给中国带来全新的前景。安徽小岗村的18个农民用生命冒险画押，实行包产到户，才有了后来的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如果不是他一再强调不要争论姓社与姓资，哪有今日的中国？！我们回首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历史大事件，今天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时刻，能够打破惯性思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凝视自我之后，我们能不能有不同的思维和角度去看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另类方案？所以我非常希望，当你们来到港大ICB，借助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凝视自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思维。不管以前我们做事的方式与思考的方式怎样，我们能不能尝试别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在港大ICB能有这样的学习收获，就是获取不同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逆境突破。越在逆境当中，越可能有新的突破。过去四十年，我们碰到过多次逆境，而且最终都顺利地度过了。比如1989年之后，邓小平的政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得以缓和，摆脱了孤立。当然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小布什上台之后，准备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正逢基地组织活动猖獗，发生了911事件。于是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时间，至少顺延了十几年，给了中国宝贵的发展机会。这段发展时间非常宝贵，所以到了2013年中国才有底气表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但在目前的困局之下，我们如何才能够找到逆境突破的方法？我们在突破逆境当中，必须强壮自己的身体，那就是必须让大家看到制度建设的前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多少贤能之士都无法确保中国可以有长久的竞争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给大家带来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
昨天亚马逊网站上有一本畅销书，《华盛顿邮报》资深调查记者Bob Woodward（伍德沃德）的新书《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恐惧：特朗普在白宫）。这本书透露了特朗普的白宫，不少政府高官都生活在恐惧中。在恐惧的环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所以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没有恐惧，不会因我有不同观点而遭到报复，不会因我有不同立场而遭到报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逆境突围非常重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如何在逆境中找到方向，给我们的国家找到新的前景？这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和探索。实际上，逆境常常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和行动的机会。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成功，IQ的高低只占20%，而EQ和AQ（逆商）则高达80%，
自我凝视强调重新审视自己，另类思维有助走出旧有模式，逆境突破在于加强内在定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来到港大ICB，不仅仅是来学习商业管理的知识。如何将管理知识应用到你企业的管理中固然重要，如何创新地寻找突破更加重要。而最终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国家则至关重要，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千万不要看轻这样一份责任。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