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刘宁荣教授（Prof. LIU, NR）；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执行院长。
开学典礼致辞全文
(2018年9月)
欢迎来到香港大学，今天的开学典礼是大家在港大ICB学习旅程的第一天。刚才你们已经在校史介绍中了解到香港大学的历史，以及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于同样的理念，2010年，我们正式成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目前，学员已经超过一万人，仅上学年我们的新学员就有近两千人。
每次开学典礼进行主题演讲，我总是在前一晚构思第二天要讲什么。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等待一只鞋子落地，但到了现在这只鞋子还未掉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会不会对中国的两千亿出口提高关税。毫无疑问，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这对全球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一整晚我都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目前还没有最新消息，而股市一片惨淡。所以今天的开学典礼，我演讲的主题就是“困局”。
从历史中找寻困局成因
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贸易冲突，导致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关系发生剧烈变化。那么困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上星期天，我在脸书上偶然看到一个消息，是关于2017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特使、东亚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发觉名字和照片都很熟悉，原来他就是我当年在美国的同行朋友Matt Pottinger，中文名字是博明。1997年，我在美国就认识他，是个对中国充满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我们一起参加派对、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内地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也常常见面。1999年到2005年，他在香港、内地做过很多采访，但因为他所做的报道，他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也因调查腐败的报道，被人追打和包围，并被逼迫把采访资料撕掉冲到马桶里。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再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决定弃笔从戎，三十多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特朗普将博明留下来。博明毕业于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他上大学时选择学习中文，一个非常冷门的学科。这代表他的家境富裕，因为不需为未来职业或财富太过忧虑。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样的一代人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发生不小的影响力。在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中，博明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代表特朗普参加过一带一路在北京的会议。博明离开中国的时候曾说过，他为什么离开中国？而他为什么会加入美国陆战队？因为六年的中国经历，使得他更加爱国。他觉得像他这样的西方人在中国都有被殴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现在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掌门人。
同样，澳大利亚刚刚下台的总理特恩布尔，他的顾问曾是《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驱晨报》）驻京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他和博明在中国有类似不愉快的经历，他觉得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上出现退步，成为更加集权的国家，而他同样主导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过去十多年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这群人，他们在中国不算愉快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不很正面的看法，开始影响到美国及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
再往前，因为我曾做过记者，和不少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直到1989年，浪漫情怀才破灭。他最近在南加州大学工作，参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Assignment China》（采访中国），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西方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的老师。再之前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还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他也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然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为何我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贫穷百姓充满了同情心，从心底里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们，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在中国经历了很不愉快经历，看到了在中国崛起之后，反而出现了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甚至觉得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反而在许多方面退步了。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在华盛顿时经常采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就是一个明证，他曾经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只是聚焦2018年发生的事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中美之间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仇敌，而不久前我们还提到要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其实这不是短短半年至一年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发生的。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中国还以为商人出身的他比较容易打交道，不像希拉里老拿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说事。
如今面对特朗普入主白宫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不是总统个人的问题。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单单是特朗普本身的立场，这个问题要追踪到十年前，而变化的起点是2008年，那时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非常辉煌的一刻。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倒退，政治上明显收紧。
而经济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卷席全球，但只有一个国家安然无恙，那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发生了经济腾飞。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心态看待中国，而且感到紧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美国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保护。来自纽约大学的伊恩·布兰默，两年前他被邀请到北京，他就公开表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会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甚至使得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受欢迎。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专注美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政治风险，还是一家办公室遍布全球的政治风险与顾问公司的创始人。而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来自英国的尼尔·弗格森表示，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中，美国必将一败涂地。他早在金融危机过后就说，“今天的世界看起来不同以往，现在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自由资本主义站立在怎样的泥足之上。华尔街崩溃，似乎唯一成功应对其连锁效应的就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经济。”所以在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中国权力与市场相不分离的政策，使得美国及西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并不是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而是在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美国人发现原来的期望一一落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朝着更加宽松、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也没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或者简单说，变得更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认知，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是困局发生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的班子里面对中国持鸽派立场的，除了华尔街出身的财政部长已经荡然无存。他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顾问纳瓦罗，已经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致命中国》、《卧虎》、《中美必将发生的经济战争》。而纳瓦罗现今主宰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以可想而知，要摆脱中美之间的困局是何等之难？除此之外，现今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南海，美国看到中国在南海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当然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要地。如果无法控制南海，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所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仅仅在贸易领域的纷争和竞争，在哈佛执教50多年，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埃里森教授，去年出版新着《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但我去年带同学去华盛顿拜访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当地的一些智库，提到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守人士就攻击那是曾经对中国抱有幻想的一群知识分子，又一次单相思。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