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文 | 谌旭彬
轮船招商局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官办民营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
但是，恰恰是“官督商办”这一产权模糊的体制，使得招商局民间资本最终无法逃脱被官僚体系吞没的命运，上演了一场晚清版的“官进民退”。
轮船漕运是大势所趋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王永盛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他的一名船工，刚刚吞下毒药，跳水自杀。这位素以厚道饱受赞誉的船老板，因此事被卷进汹涌的道德审判当中，“为富不仁”成了他的代名词。
但王永盛也有自己的无奈。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
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
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没了生意，还接连沉没了几条大船。自杀的水手，几个月没有活干，家里揭不开锅，又有病在身，欠了自己几十两银子。王永盛早上心情恶劣，吼了水手一顿，孰料他转身就寻了短见。
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硬件、软件，众人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
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并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政府负责。
事情遂不了了之。
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沙船业的境况雪上加霜。
期间，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业。
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
李说，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
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维稳却成了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他的回复是：
“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
他最担心的是，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沙船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
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
“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图：位于上海外滩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建于1901年
轮船招商局的“官进民退”悲剧
出发点是很好的，“强兵”之后需“富国”。但结局很遗憾——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77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变化纷繁芜杂，总跳不出官僚资本与民间商业资本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