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作者回家之后

作者：王丹妮      搜狐号后窗出品 编辑| 孙俊彬

《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被疯狂转发的那天，作者张释文默默地在后台删掉了这篇推送文章。他从没想过，一篇不到5000字的文章会引起这么强烈的震荡，甚至再次给自己招来麻烦。

2018年12月17日，文章推送后不到24小时，大连市看守所就通过他姐姐告知他，警方再次传唤他，朋友捎话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虽然嘴上安慰着家人自己什么都经历过没什么好怕都，但去看守所报到前的那晚，离开看守所刚满十天的张释文几乎没有睡着。房间里暖气很足，他又把空调开到39度，仍然冷得发抖。

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数量持续增加，无数个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和电话涌进张释文的手机。张释文不希望自己像祥林嫂一样反复讲述自己在看守所的生活，更不想被贴上“抗争的民营企业家”的标签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看守所21天的“规训与惩罚”明显在他身上产生作用，回家后，他开始对正常生活产生适应上的陌生感。张释文自认，只是一个正当普通的商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至于给自己和亲友带来这样的伤害，他至今没有明白。

2018年11月8日，大连市沙河口区警方认为张释文名下的某科技开发公司于2015年收到一张价值五十万元的普通发票，涉嫌虚增成本、偷税漏税。11月15日，张释文前往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解释情况，当日，警方以涉嫌虚开发票罪将他刑事拘留，随后被关押21天。

12月5日，大连市检察院出具不予批捕通知后，张释文获得取保候审。12月16日，因为一篇记录看守所生活的微信文章，张释文被大连市看守所传唤，并遭到警告。

2018年12月20日，张释文向搜狐号《后窗》详述了自己对涉嫌“虚开发票罪”的解释，被刑事拘留的过程，以及21天监禁生活给他和家人的身心造成的伤害。

等待他的，依然上漫长的未知。

以下是张释文的口述：

“床头的开关我也能玩很久，能够在全黑的环境里入睡简直算得上奢侈”

12月18日早上五点半，醒来，我心里想着即将到来的二次传唤，怎么也睡不着。

我特意在一家名叫“早点来”的快餐店点了份早餐外卖，11月15日，被传唤到大连市看守所的那天早上也是在这家吃的。那顿早餐之后，我在看守所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21天，而这次再去，我预估，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因此，去之前我想吃得饱饱的，光粥我就点了三种：一碗小米粥、一碗山药红枣粥、一碗香菇青菜粥，还有大饼和包子，共花了二十多块钱。

我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位熟悉公安系统的朋友捎话给我，昨天那篇名为《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的微信文章几乎把整个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没想到，这篇文章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更不是要激怒这些工作人员。

12月16日晚上，我在这个只有80多位关注者的公众号写下了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经历，只是想统一地告诉身边的亲人好友，失联近一个月的我一切安好。至今，我的手机还被扣在看守所，微信里上千个好友跟我切断了联系。12月5日被释放后的十天里，我办理了一个新号，捧着一部3.5寸的旧iPhone4手机逐一回复着朋友们的询问。出来后的第三天，手机里的未读信息达到了三四百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现在的处境。

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有很多朋友说要飞到大连来看我。我一一拒绝了，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太帅，怕他们爱上我，其实是有些自闭。离开看守所回到家的十几天，我不想也不敢见任何人。除了下楼看了一场《海王》，我几乎没有出过门。

虽然回到家，但我还是习惯性地保持着在看守所里但作息：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睡觉，凌晨3点还总会醒来。那是我在监室里值班的时间。一个人的作息和习惯真的可以在二十多天里完全被改变，我觉得非常震惊。不得不感叹，人真的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那些我曾经认为无法克服、有损尊严的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前几天，我还一直习惯性地保持着“立刀睡”的姿势：侧着身，两腿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在那间不到25平方米的监室，塞进了25个大老爷们儿。想要在原本睡13个人都很紧张的通铺上把所有人都塞进去需要技巧，所有人都得侧着身，一个贴着一个，紧紧挨在一起，第二天醒来半边身子都没有知觉了。十天前，我还紧紧地挨着一个毒贩入睡，鼻尖离他身上的脓包不足两公分，周身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味道。如今，躺在家里一米八的大床上，居然还能翻身，我觉得非常不适应。

在家的十几天，我常常坐在马桶上看书，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但书连一页都没看完。对我来说，上厕所可以关门、可以坐着、可以不用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指定都动作排泄，是一件非常幸福都事。

在看守所里，按照规定，每天早上九点十分后我们才可以“小毛”（注：看守所里都术语，意为小便），下午十点半才可以“大毛”（注：看守所里都术语，意为大便），每次都需要举手报告，获得批准才可以进行。而且大、小毛有严格都姿势要求：小毛都时候屁股朝向墙壁，大毛都时候脸朝向墙壁，25个人都排泄全都在这。

后来，当我刚回家走进厕所关上门都那一刻，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还有好多事情，是我回家后没法适应的：拧开水龙头居然有热水流出来，晚上睡觉可以把灯全都关掉，想喝水随时可以从饮水机接水……正常生活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和兴奋。被释放都当天晚上，我在厕所里玩了很久都水龙头，打开，伸展着五根指头感受热水哗哗地流过，关上，然后再打开。在监室里，再冷都天气都是冷水，哪怕带着冰渣子也得用脸盆舀起来泼到身上。那感觉，像是一把把小刀子从皮肤划拉过去。

晚上睡觉时，床头的开关我也能玩很久，没有那些亮得刺眼的白炽灯照着，能够在全黑的环境里入睡简直算得上奢侈。白天没事做的时候，我就一杯接一杯地喝热水，再畅快地去厕所马桶上坐一段时间。

在不适应的惶恐和重获尊严的欣喜中，我一个人度过了十天。本想通过写作，将这些复杂的情绪释放出去，却没想到再次招来祸端，刚刚重获的自由可能再次被夺走。

12月16日晚上9点，写完文章按下确认推送的按键后，我把微信调至免打扰模式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朋友的电话把我吵醒，我才要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五万多，微信公号助手里上百条留言。我立刻登录后台删掉了那篇文章，也私信了一些微博大v删掉转发的截图。

这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不后悔把它写出来。但我不希望因此让其他无辜的人遭受牵连，也不想被贴上“抗争但民营企业家”但标签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我再次被关押，让所有关心我的人受伤，我会感到非常愧疚。

但删帖后，文章持续以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流传，令监室但一些人受到影响，我心里很难受。

当负责看管我们监室的所长打电话质问我，“难道我对你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坑我？”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天下午，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就通过姐姐通知我18号一早再次去报到。在电话里，姐姐几乎是哭着骂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被传唤的那天早上，她还在家人群里给了发了一长段话：记住，今天或之后再发生什么，你要记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遭受这些。

吃完早饭，我跟姐姐交待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列了一个工作表交给同事，另外我还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解释整件事情的经过。我不希望她老人家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个罪犯。

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朋友道别，我冒险用旧手机登录了原来的微信号想发条朋友圈。过去一个月，应该有很多人试图联系我，但登录时却连一条未读信息都看不到。

12月18日早上7点48分，我用那个账号发出了近一个月来都第一条、或许将是最后一条朋友圈。接着，便翻出在看守所里穿的满是破洞的大衣，拿塑料袋把带出来的塑料拖鞋装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在桌上，再删去手机里所有亲戚朋友的号码，抱着一去无回的心情去了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