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3）官进民退：1884年招商局国有化
朝廷“官督”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商办”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以及次年春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失利，逆转了招商局稳健的上升趋势。
导致逆转的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人事调整。
主持局务的徐润，之前挪用招商局资本16万余两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金融风潮下地价大跌，徐润无力偿还挪用款项。李鸿章适时将亲信盛宣怀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的挪用情状，逼迫其将自己的股票和房地产抵押给招商局，然后将其扫地出门。唐廷枢不久后也在排挤中完全脱离了招商局。
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已不复存在。
盛宣怀的入主，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虽然并未更改“官督商办”四字方针，但盛同时又直接宣布：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等，全由督办总理，而督办的任免则须经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则由督办任免。换言之，保留“官督商办”的文字，是为了安抚公司内部的人心；而经营大权，实已偷梁换柱，全归官方。
李鸿章在1883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启用盛宣怀，排挤掉徐润和唐廷枢，是有原因的。
早在金融风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运营已经走上正轨，须保证其运营的独立性。应尽量避免官方的干预。换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国有资本从招商局中退出。
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盛宣怀的新方案出台后，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朝廷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各地方分公司“总办”，原本由股东们推荐，如今全归督办任免，也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一人负责，而不再对公司股东们的利益负责。
1884年，由此成了招商局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这一年开始，民间商业资本大幅退出。1883年，是招商局资本总额的最高峰，达533.4637万两白银，此后一路锐减，至1890年，资本总额折半，已仅余275.0559万两。
在招商局一路颓行的同时，盛宣怀在公司内部编制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最终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独多”的局面。招商局由“商办”转向“官办”的同时，也变成了盛宣怀个人的“独裁帝国”。
自此，轮船招商局沦为了向朝廷报效的工具。
从1884年到1911年，27年间，轮船招商局和另一“官督商办”企业电报局，共为政府报销白银350余万两，占了两企业股本总额的六成。到民国初年，轮船招商局已亏损2000万两白银之巨。
曾积极入股招商局的郑观应，后来曾如此感叹：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正如曾国藩当年所关心的，并非王永盛和他的沙船船工们如何维持生计，而是这些人会否给帝国的稳定带来破坏，李鸿章同样也不关心招商局民间资本的命运，这位帝国中流砥柱所关心的，是招商局的利润，如何尽可能多地收入国库和他的北洋私库。
所以，最后，他把自己变成了遥控招商局的“太上皇”，而把盛宣怀扶植成了直接管理招商局的“儿皇帝”。
轮船招商局的命运不是特例。事实上，几乎所有晚清有民营资本进入的洋务企业，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等等，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
而就在盛宣怀大刀阔斧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它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
图：招商局息摺
（参考资料：《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张后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轮船招商局》，曹凯风/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朱荫贵/著，东方出版社/出版等。）
